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

第一编 初次接触

第一章 门户开放支持集团的出现，1784-1860年

广州贸易的开始

P7-8
广州贸易的不平衡（美国和欧洲需要从广州大量买入中国商品，但难以找到运往广州的货物以抵偿购入）
19 世纪 30 年代，使用银币来补偿
最终美国人发现鸦片是理想的交换媒介。鸦片贸易的兴起制止了白银从美国流向中国（最早 1804 年，1817 年至 1818 年间，几乎占美国人运进广州的货物数量的一半）。
1815 年之后的这一时期，是美国广州贸易的巩固时期。

P9
旗昌洋行。在 19 世纪 20 年代到 30 年代出现，并在 19 世纪剩下的时间内维持着控制地位。

P11
美国政府要求美国人和平地遵守他们访问的国家的法律，但全盘接受不意味着完全服从。沿海贸易，走私。
美国没有向英国的优势地位进行挑战。
在贸易中获得了极为客观的利润。

外交和商业利益

P12-14
广州贸易一开始，商人们就呼吁政治领导人对“我们商业的一个正在发展和赚钱的扩充部门”给予支持。联邦党中的一些显要人物在 18 世纪 80 年代就很快认识到对华贸易的价值，并在之后的十年中，在政府内竭力要求通过有利于贸易的法案。但这些结果超出了共和党政府乐意支持的范畴。
由于没有多少事情可做，这些早期的美国领导者迫切想要培养中国人的友好感情，“使该政府（指清政府）认识到我们与英国人的不同，并在贸易政策中区别开来”。
美国政府更关心一个新国家达到真正的独立和安全的紧迫问题，所以在最初的四十五年中几乎没有对广州贸易作出任何有意义的官方支持。美国商人虽然有所不满，但谨慎地避免正面提出任何对广州制度的重大挑战。

P15-16
鸦片走私和后来的鸦片战争摧毁了广州制度（1839 年至 1842 年）。英国通过武力推翻了广州制度的限制，建立了由条约确立的束缚较少的贸易关系（里程碑：1942 年英中条约）。外国人可以自由地在沿海的五个港口进行居住和贸易，同时不受中国官方的监督和管辖，条约还要求中国此后必须接待外国使节（至少名义上对他们平等对待）。
在此后的二十年内，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在英中关系的范围内发展的。在英中关系加剧的背景下，驻广州的美国人开始要求更多的官方支持。华盛顿也作出了更多的反应。
美国人要求在最近开放的“非常重要的贸易市场”保持和英国“利益均沾”的地位（1843 年）。

P17-19
美国在 19 世纪中叶在中国建立了（和别处一样）主要是非职业性的和不稳定的外事服务机构。驻外机构的背后支持者是海军，在某种意义上，海军甚至是驻外机构的一部分。
派遣外交官和战舰，反应了华盛顿希望不断得知关于中国危机的情况，并采取及时行动与英国人保持一致。但华盛顿并不打算主动卷入应钟双方的斗争，因为其当时外交政策的目标主要是扩大和巩固对北美大陆大部分地区的控制。
势力微弱，决策者保持就有的策略，即把博得中国扥热友好情感作为促进美国贸易利益的方便途径。同时跟在英国外交官和炮舰的后面，享有同英国相同的权利。美国在形式上维持与中国和睦的同时，获得炮舰外交带来的好处（”双重策略“）。
但派驻中国的美国外交官对华盛顿的政策提出批评，要求采取更有力的路线，与英国齐头并进而不是跟在后面。这一倾向首先在海军司令员的行动中变得明显。荣誉问题，鼓吹炮舰外交。其后是派驻中国的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使团团长顾盛），倾向于一种侵略性的对华政策。同时，中国人欢迎一种能对英国的威胁产生平衡作用的力量。

P20
望厦条约，使美国的贸易和在中国的美国人获得英国所赢得的一切利益。条约同时包括最惠国条约许诺：英国和其他国家通过条约所获得的任何新的利益，都将自动适用于美国在中国的利益。

P24-25
新的条约体系为外国贸易创造了新的机会和更大的安全。美国的贸易从 1845 年的九百五十万美元扩大到 1869 年的二千二百五十万美元。虽然总的贸易差额仍然对美国不利，但出口却增加了三倍。
贸易一面扩大，一面也继续和冰岛少数人手中。纽约成为新的中国进口商品集散中心，而费城和塞勒姆干脆结束了对华贸易的时期。

传教士的出场

P27-28
1830 年，美国公理会派遣第一个美国传教士前往中国（裨治文）。
早期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大体上是一批严肃的非世界主义者，其特点是均在虔信主义影响最强大的农村地区出生和成长的。他们深信人类罪孽深重，必须将异教徒从万劫不复中拯救出来。他们的观点缺少幽默或妥协的余地。
最早是在广州和澳门，但随着 40 和 50 年代一系列条约的签订，他们和商人一样在中国南海沿岸开辟了新的立足点。上海逐渐成为传教的重要基地。条约也第一次宣布传教活动为合法。1844 年和 1845 年颁布的圣旨扩大了官方的容忍态度，允许中国人信封基督教。随后又通过条约允许传教士从规定的通商口岸进入内地旅行（但不能超过一天的行程）

P28
文化冲突。”这些蛮夷带来了鸦片却还许诺只要中国人全部放弃自己固有的习俗和文化传统，就会有更多的生活。
除了这些改变信仰的文化障碍之外，又增加了靠炮舰外交攫取权益的污点。

P29
传教活动探索更有效的新方法。在广州的外国领地上开始，是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在中国的新教传教运动的主要特征。
最紧迫的任务：和可能的信徒进行语言交流。为此，从事著述是为将来奠定基础所必须的工作。

P30
慈善工作的开始。一种是利用“卓越的”西方医疗技术，另一种则与教育有关。
另外还有一些传教士希望把重点放在文学、医疗和教育工作上，以此作为对福音布道的补充，但发觉他们的观点一般不受国内赞助者的赏识。

P32
一些传教士由于中国人对直接的福音传教或宗教礼拜活动没有作出反应而感到急躁，便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外交方面，将它作为促进基督教事业的一个手段。
1842 年至 1844 年的条约一签订，传教士就开始竭力要求给予新条约享有的权利，对现有的条约权利作出最广泛的解释，并要求中国政府采取更宽容的政策。
尽管差会使用辞令表示要区分神的利益和世俗的利益，但在中国的传教士毫不怀疑，他们的事业的成功，或许幸存都要依靠国家的力量。作为文明和美国势力的代言人，他们像商人一样非常值得给予支持。传教士通过差会寻求在附近建立领事馆以获得外交保护。

P33
传教士逐渐卷入制订中国政策的过程。政界中招募的外交官主要关注贸易和政治上的发展，而传教士队伍中的则可能更关心精神方面的。政府迫切需要中国问题专家，并要使公使馆保持某种连续性，这就为那些胸怀不满或沮丧的通晓中国事务的传教士提供了一个新机会。

早期的中国形象

P35
美国人最早通过欧洲的文字资料和装饰艺术了解一点有关中国的情况的。结果所产生的对中国的观感，把对中国的好奇心和视中国为一个古怪地方的观念混为一体。

P35-37
在早期的美国人中，知识分子对中国发生最浓厚的兴趣。阅读曾经住在东方的法国耶稣会教士的游记，以及把耶稣会教士的游记用于自己目的的哲学家们所写的文章。
富兰克林等人接受了启蒙运动对中国的观点，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实行仁政的专制国家，是一个在儒家明智的世俗经典指导下选任的贤良官吏所统治的和谐的社会。
这些赞美的观点，其所根据的知识是浅薄的——事实上，这些观点正是由于与被理想化的研究目标相距很远而盛极一时的。
在公众方面，对中国产生的概念，是好奇和狂想的混合物。
一股软弱无力的充满优越感甚至反感的逆流，和一种比较宽容的有时是充满好奇的对华观点同时存在。比如认为中国文字难学，以至于阻碍了他们的进步。

P37-38
前往中国的美国人可能在之前收到这样或者那样思潮的影响，但当他们真正到达中国后，便开始行程自己独特的观点，这些观点是由个人的需要和经验以及由他们所属的那些团体形成的。当然不用说的是，在中国的美国人往往是看不起中国人的。
享有实际利益的支持门户开放政策的集团（贸易、福音传教或是外交），在面对中国人以顽固拒绝的态度对待“现代”国际关系的形式时，就无法忍受甚至有时忍无可忍，以致赞同使用武力对付拒不服从者。

P40-41
在门户开放支持集团中也有不同的利益。这些利益引起了分歧甚至是对抗性的观点。
有道德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传教士尖锐地批评商人们在舒适、安全的租界里过着奢侈的生活，对中国的偶像崇拜漠不关心，沉溺于物质享受，以及参加鸦片贸易。另一方面，商人们则认为他们的传教士邻居是狂热的信徒，他们的偏执会给贸易制造麻烦。同时，商人和传教士都对华盛顿派出的表面上是来支持和保护他们的政客——外交官心怀疑虑。美国商人和传教士依赖英国的力量享受特权和安全，而外交官有时怀有恐英情绪且更加关注回国后从事的政治事业。
商人想改革贸易，而不是像传教士一样想改造中国。

第二章 中国人发现美国，1784-1879年

P45
美国首次在中国人的视野中出现是通过士大夫的著作，这些人试图了解西方列强，因为列强的入侵已经扰乱了他们的世界。

迷恋美国

P46
在 18 世纪 80 年代中美双方第一次直接接触以前，中国人早已形成的一个主要倾向是，将西方人“番鬼”笼统地看成是单纯的、无区别的一伙。
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蔑视支持了这种简单的看法，同时也阻碍了他们去研究外来文化的多样性，这种蔑视本身则深深根植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
中国人早期对美国人的模糊认识，多半来自中国人对在广州占有重要地位的英国侨民的观察。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操同样的语言，喜欢和英国人交往，并且同英国人一样对贸易具有似乎遏制不住的热忱。因此，一些中国人自然地将美国人看成只是英国种族的一个支系。

P47
中国的地理学家从 17 世纪晚期耶稣会的著作中得知北美大陆的存在。
关于美国人的识别出现过短暂的耽搁，可能更多的归因于第一批居留广州的美国商人希望被当作英国人以避免各种各样的勒索。

P48
19 世纪 30 年代末期起，英国的侵略策略迫使中国有必要对外国闹事者加深了解。而在广州的美国人，通过他们的行动和传递的信息，在促使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不断加深的过程中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P49-52
林则徐《四洲志》，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畬《瀛寰志略》 这个新开发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同样是个奇迹。这种奇迹之所以令人惊奇不是像人们可能料想的那样因为他们是外国产物，而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与中国人的理想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P54
徐继畬描述的美国多少有些类似乌托邦。部分由于徐继畬所收集的美国资料带有民族主义的倾向，提供资料的传教士也投其所好。更为深层的原因是徐继畬本人希望通过揭示当时的中国已从其美好的黄金时代衰退到何种地步来激励读者。
这些图景对中国的其他的知识分子是富有诱惑力的，这些知识分子从中吸收了迷恋美国的思想。

检测政策的含义

P56
许多中国人（直接）吸收了那些曾激励过魏源和徐继畬的同一类思想和经验。在外交上利用美国。
所有首次来华的人都是谦逊的，大家都一样，但到广州来过两三次，大家都变得和英国人一样。
林则徐：第一个对于将美国人作为中国政策的一种平衡力量而真正感兴趣的人。

P57
顾盛的行为不久就表明美国人也能变得顽梗和盛气凌人。他们重视国家的威望并不亚于重视有利可图的贸易。

P57-58
在太平天国期间，官员们重新产生了对美国的兴趣。这一次不是作为一种对付列强的平衡力量，而是作为一种支援力量来对付叛乱。
但是 1853 年争取美国援助皇朝大业的尝试均遭到失败。

P58-59
清政府的官僚抵制对于美国的迷恋。最早和最普遍的反对态度来源于对于外交事务所持的好战观点，这种观点是传统设想与愚昧无知二者的混合物：传统设想认为中国位于等级森严的世界秩序的中心，而由于愚昧无知，则无视西方对这种秩序所发动的新挑战。
进入 19 世纪以后，虽然中国日益被强权的现实所压倒，但官员的思想和朝廷的文书中仍然坚持这种肯定中国优越性的辞藻，甚至在逆境中也是如此。事实上，这种态度一直坚持到清王朝崩溃。
这种好战观点是由于对外国人的普遍混淆和错误信息所造成的，其根源在于和外国人只有偶然的接触以及一些道听途说和胡乱拼凑的零星报道。
各省的官吏也有意作出假报告使事情更糟。即使是比较了解情况的官员，也可能为了迎合上司的人所共知的偏见，也轻描淡写地将外国人说成是无足轻重的夷人，缩小了他们所构成的威胁，夸大了中国的力量。
好战观点的根源在于朝廷。咸丰皇帝调整了鸦片战争依赖的怀柔政策，革职怀柔思想的官员，对沿海一带的外国压力实行增强抵抗的路线。列强都被看成是同样狡诈和贪婪的。

P60
19 世纪 50 年代，外交上迷恋美国的政策还早到了另一股反对力量，来自那些认真看待有关外交事务的新文献并认真研究外国人的官员。他们的调查研究使他们怀疑美国在外交上对中国具有的价值。

从广州到加利福尼亚

P65-67
中国人向美国的永久移民在中国更大规模的向外移民的运动中，只占很小的比例。
19 世纪中叶，由于国内困难重重，加上东南亚和南北美洲大量需要劳动力和经商技术，华南移民的涓涓细流变成了一股汹涌的洪流。
前往美国的移民几乎完全是包括广州及其南面毗邻省区在内的四千平方英里地区出发的。

P69
1848 年春，加利福尼亚淘金热的消息传到了香港并渗透到农村，激起了向美国首批移民的热潮。虽然金矿在十多年中就开采完毕，但加利福尼亚发展中的经济缺乏劳动力，这对中国人来说则是远方的一块磁石。
国内人通过先行者们寄回来的信件和汇款来估量他们的机会。外国的远洋公司和中国的移民机构散发宣传单。

P70-71
商人作为金融家、物资供应者和横渡太平洋的航运联络人，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亲密的私人关系和旧有的商业联系，形成了一个关系网，从广州延伸到香港，再继续延伸到旧金山。
商人负责向加利福尼亚州的华工出售中国带来的供应品，介绍白人雇主，同时充当信使和银行家。这些服务使得他们再移民社会中形成了一个顾客网。在没有官吏和士绅（在中国构成地方的上层人物）的情况下，商人作为庇护人以社区的天然领袖出现。
会馆，使华侨的生活具有社会内聚力和文化上的连贯性。

P72-73
另一种中国带来的结社形式是职业行会。每一职业行会都讲来自某一市镇或县的移民聚集在一起，并努力对某种可能因其成员过去的经验而对他们极其适合的职业专场取得垄断，从而保护了这种专业不让别人，特别是不让来自其他地区或族别的中国人打入。
甚至在美国的秘密会社也有重视籍贯的倾向。

P74
保护伞性质的六大公司于 1862 年成立，社区中各种成分的人在会馆中都有代表。地方会馆的头目管理公司事务，并自己内部轮流担任会长。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并能采取一致的立场于中国和美国当局进行交涉。六大公司还负责裁定各成员组织之间的争端，并依赖其威信和社区的压力，或者有时依赖向美国法庭申诉。与秘密结社不同的是，不使用暴力对付反抗者。

P75-76
在华人社区几乎全是男性，妇女的比例在 1870 年上升到百分之八，后来下降，在 1910 年以前没有再接近过这个比例。
1870 年，半数以上的妇女在唐人街从事最兴旺的行业：卖淫。

P76
大体上来说，这些男性占压倒多数的劳动力表现出惊人的地理上的，有时是职业上的流动性。
在不同的职业流转，同时也伴随着沿着铁路为拜托西部对他们的敌视而向东转移。

仇视华人的反应

P78-79
海外的华人社区，起初保持了祖国的价值观念和制度。但社区一旦建立，它在随后几十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在国对这些外国人的存在的反应。
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在某些情况下，对移民的容忍促成了移民与当地人的通婚和独特的华人社区的衰落，因为其居民或被同化，或参与了既不完全是中国也不完全是本地的混合文化。
在其他情况下，特别是在争取独立和生存的东南亚国家，当地的民族主义者攻击华人是政治和文化上的威胁。
19 世纪中叶，加利福尼亚州对华人的反应与后者相同。在这种情况下，仇视华人的民族主义变成反对华人定居。
加利福尼亚华人保持并建立更加组织严密、自治的社区，以便通过集团内部的团结保持他们的文化特性和保障人身安全。
但这些按照自己方式生活的唐人街，其发展不是缓和了紧张状态，相反却加深了对华人的仇视。
从经济上看，华人被看成是对美国自由劳工的威胁。

P80
排华斗争成为了加利福尼亚白人的一种手段，用以发泄沮丧情绪，减轻失望、争取较好的前途和获得集团团结的安慰。那些刚刚从欧洲来的人，也把华人当作垫脚石。他们攻击华人是一种威胁，以表白他们自己已遭怀疑的忠诚，并提高他们的自身价值。

P80-81
排华主义分子在加利福尼亚州刚刚萌芽的劳工运动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劳工把华人和那些控制铁路、大地产和矿山的“垄断资本巨头们”视为敌人。大资本家从理论上说虽是更大的威胁，但劳工却把怒火集中发泄到华人身上。
对华人的工具是建立在广泛的民族之一的基础上的。

P81
排华主义分子的敌视转化为暴力需要有触发因素，当地经济下降看来曾是一个原因。

P82
尽管排华主义分子在国内取得了相当大的政治进展，但他们却未能给华人以致命的打击，因此在 19 世纪 70 年代，排华的情绪更为加剧。
仇视华人者第一次争取了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随后 1875 年共和党出于政治需要也采取同情态度。1877 年劳工党成为排华主义分子的主要攻击，并在次年拼凑了一部新的州宪法，其中满是排华法案。

第二编 相互作用格局的形成

P86
19 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时间是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文化交流的空前未有的繁荣时期。但是伴随更大规模的交往而来的是敌对和暴力行为的发生率更高。

P87
曾经一度以贸易为关注对象的美国政策必须进行自我调整，起先是为了迎合国内排华的日益增强的支持力量，后来是为了保卫在中国内地处于无掩护状态的传教士。
先前盛行的大体上是消极的门户开放政策逐渐地给新的更积极的政策让路。这个政策把要求中国门户开放和与之相对立的坚决要求对中国移民门户关闭两者结合了起来。

第三章 排华政治与外交，1879 - 1895 年

P89
从 19 世纪后半期进入 20 世纪初期，中国的农民、商人、学生和外交官成为他们自己的门户开放的鼓吹者。面对美国日益增长的排外主义情绪，他们呼吁自己的政府给予支持。
他们与组成门户开放支持集团的美国利益集团联合起来，要求美国政策具有更大的互惠。
关于移民问题的斗争不仅使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而且在各自的国家中造成了分裂。这就更难以制定一项针对对方的连贯的策略了。

对华人问题的全国性解决

P89
关于华人的争论在 19 世纪 70 年代不再仅仅是地区性问题了，而是成为了全国性的问题。
这一时期恰好是民主党从国内战争的溃败中恢复过来并在 19 世纪 70 年代形成了与共和党大致的均势。进入 19 世纪 90 年代后，两党轮流控制国会，总统选举取决于很小的选票差距。加利福尼亚州幸运地成为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州。

P90
民主党人在重建他们的党时利用华人问题在西部建立了基层力量。民主党的地区领导人带头鼓吹联邦政府通过立法组织华人入境。
引起了爆炸性的种族问题和州权力问题，而民主党与这些问题在传统上是有联系的。
而对于共和党而言，不容易发生排外主义的争论。共和党从成立开始就提倡自由移民。虽然共和党领导人受其政治理想和自己制订的条约义务的约束，但在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却开始承认西部确有真正的不满。

P91
1879 年的“十五名乘客法案”是排外主义者获得的决定性胜利。虽然他们没有能使总统的否决无效，但他们却设法将排华法案辩论的条件从“是否”排华改变为“怎样”排华。

P92
1880 年，签订条约，允许美国“规定、限制或暂停”但不是“绝对禁止”劳工入境。在理论上修订而不是推翻蒲安臣条约。
参议院于 1881 年欣然批准的安吉利条约，是走向 1924 年最终放弃美国作为世界上被压迫者和贫穷者的避难所这一作用的第一步。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看，这项条约是一个分水岭——它导致自由移民时代的结束，而开始了一个引起争论的时期。

P98
1892 年吉尔里法案实际上完成了反华立法的主体。除了将国会过去十年间通过的所有排华法案延长十年外，这个法案不论在美华人是否美国公民，一律剥夺了他们实际上的合法权利。在美国被查明是中国血统的任何人，除了能提出合法居住的确实证据，否则都要遭受苦役监禁，随后将被驱逐出境。

北京对门户关闭的反应

P100
北京对在美华人的立场是在对华侨的总的态度和政策的背景中形成的。形式上，清廷在 19 世纪中叶的法令仍然禁止移民，并对违反者以死刑相威胁。
在 17 世纪后半期，反满抵抗组织逃亡台湾和东南亚，致使朝廷把华侨与颠覆活动联系在一起，并禁止他们回国。
从儒家信条出发，移民为了经济利益而抛弃家庭是不孝的。
中国中心论。

P101
但是正式的禁令却一直没有得以统一实行。当 19 世纪中叶，中国人开始大量移居海外时，广东和福建两省的官吏开始把人民向外国的移居看作是排泄他们省内不断增加的人口的一个重要安全阀而加以重视。
另外，移居外国的人对于留在国内的人来说，是一个收入来源。

P101-102
官吏们对中国人向外国移居越来越感兴趣。19 世纪 50 年代，当北京仍然不承认存在苦力贸易时，各省当局则试图消除与苦力贸易有关的种种弊端，这种弊端有时得到英美官员的配合。
19 世纪 60 年代，中央政府最后承认移民的存在，并参与由各省官吏首先做出的努力，建议用国际协定保护契约劳工。
19 世纪 70 年代，反对苦力贸易的运动以胜利告终。
与此同时，清政府也开始在外建立驻外机构给予已在外国定居的华人以保护。
1893 年朝廷废除了早已过时的禁止移民法令。

P103
在 1875 年，主要作为反对秘鲁和古巴的苦力贸易运动的副产品，中国政府决定建立驻美公使馆。
一旦与在美华人社区发生接触，官方开始强调它像其他海外社区一样是中国的一项资产。
在美华人为了表示他们的忠诚，在国内发生危机时慷慨地捐款。

P112
到了 1895 年，中国政府完全默认了美国的排华政策，并拒绝了对在华美人的利益进行报复的比较大胆的选择。
由于外国对清帝国安全的再次威胁过分分散了其政府的精力，因此它无法过问远在异邦的臣民问题，只能对珠江三角洲的舆论和在美华人的呼声置之不理。

排华政策对华人社区的影响

P113-114
排外主义派赢得了对移民的控制，因此严重地削减了美国大陆上华人人口的增长。其总数从 1860 年的三万四千人迅速增加到 1880 年的十万零五千人后，紧接着的是持续的衰退时期，到了 1900 年只剩下了九万人，并且人数继续下降。同时，华人加速分散到美国其他的地区。
在美国的华人社区遭到了严重的损害，华人社区进入了经济上和社会上处于孤立和停滞的时期。移民劳工面对持久的大量的失业，同时商人也收到了伤害，因为更严厉的排华法案禁止他们在美国和自己祖国之间的自由来往。
在这种越来越怀有敌意的环境中，华人开始自然地结合成少数民族的聚居区。

P115
美国华人社区的主要保护者是旧金山的六大公司，但它过分依赖白人为它去开展斗争。

P115
外部压力增加时，注意力向内转移的华人社区内部的紧张关系也加剧了，从而导致秩序混乱、道德败坏，最终因经济机会减少而导致内部冲突。 19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主要由于四邑人和三邑人之间的分裂，冲突按照可预知的区域和人种的界限发展了，并持续到 20 世纪初期。

P116
道路 19 世纪 90 年代，排华问题和唐人街的内部冲突在中国公使馆和华人社区之间造成了严重的分裂。
移民把他们的困苦归咎于公使馆的过失和软弱，而中国公使们则对移民的批评和他们抵制公使馆的自我限制策略十分不满。

第四章 李鸿章外交政策中的美国，1879 - 1895 年

P120
中国在进入 19 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期时，倾向于把对它威胁最少的列强拉到自己一方以弥补其软弱地位。这种倾向以李鸿章这一重要决策人执行的对美政策最为明显。

P122
在处理中国的外交危机时，李鸿章遵循的是最广义的两手策略。
一方面，中国必须遵循一种长期的自强纲领，这样中国才能制止并击退外国的入侵和恢复中国在边疆的努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必须获得外国在军事、工业和贸易上的工艺和技能。
另一方面，李鸿章也必须争取时间，以使得这些努力取得成果，为推迟外国对中国外围防线的侵略。

P122
为使中国渡过危机的一种办法是获得一个比较强大的国家的帮助。在李鸿章的边界地区的后卫防御中，美国占有值得重视的地位。

琉球危机和尤利塞斯·S·格兰特

P123
琉球群岛是李鸿章设法保卫的第一个遭受危险的藩属。李鸿章坚持其早先的判断，琉球不值得一战，想要诉诸国际法并把其他国家卷入这个事端，可能有助于制止日本。
李鸿章要求给予支持的国家是美国。

P124
毕德格建议，在尤利塞斯·S·格兰特总统周游世界访问中国之际，利用美国的斡旋，使中国摆脱琉球争端的窘境。

P126
李鸿章和恭亲王：战争将破坏美国的贸易。而格兰特提出的是有关于在美移民的条件，要求对华人移民进行主动限制。

P128
格兰特认为，现在中日之间的争吵将为欧洲帝国主义的进逼创造绝好的条件。为了预防冲突，从而先发制人地组织这个恶魔停留在一个进步的、独立地亚洲地发展道路上，中日达成一项协议是重要的。

P129
格兰特实现他个人的东亚幻想和他公开竞选总统职位的希望一起破灭了。

P130
李鸿章努力拉美国人介入以阻止日本人时，在三个方面估计错误。
第一，他过高估计格兰特作为一个调解人的价值。
第二，他对格兰特在国内的政治声望以及其可能为了中国所施加的影响寄予不切实际的希望。
最后是李鸿章不希望继任的美国政府过分利用他在中国移民政策上对格兰特所作的让步，但美国的排外政策远远超过了李鸿章与格兰特会谈时的预料。

朝鲜和薛斐尔

P131
李鸿章的第二次尝试是针对中国的藩属中战略地位最重要的朝鲜。到了 19 世纪 70 年代，形势变得危急，外国远征军包括俄国、日本都开始对朝鲜半岛产生兴趣。
北京一直对于这种状态一面予以保卫，一面又不承认任何强国可以加以改变。

P132
李鸿章在 1879 年初接管朝鲜政策后——他将承担这一重任二十余年——他立即接收了外交部关于朝鲜不能维持闭关自守的论点，并补充了他自己的基本设想：日本是最大威胁。
李鸿章面临的微妙任务是，一面要从根本上否定闭关自守政策，一面要保持中国在朝鲜的他特殊地位并监护朝鲜的外交事务。

P132
美国海军准将薛斐尔于 1880 年偶然来到，负责与朝鲜谈判条约。

P134
李鸿章决定把薛斐尔作为奠定他的新政策基础的最好工具。美国对开放朝鲜进行贸易极感兴趣，然而它看来还顺从的和中国一起工作，并不怀有危险的领土和政治野心。李鸿章看到在美国和日本之间打进一个楔子的机会是同样重要的。
为促进美国和中国在朝鲜相同的利益，李鸿章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孤立日本。

P136
美国人和中国人同样长期寻求的朝鲜条约证明是令人失望的。它在美国没有激起热情。在经历了总统暗杀后新组成的政府抛弃了朝鲜条约的创议者，并冷淡对待薛斐尔。条约在参议院无声无息地通过了，并没有实现其鼓吹者的希望。

P136
美国的条约为后来英国、法国和德国代表与朝鲜缔结一系列相似的协议树立了榜样，但并没有遏制这一地区的国际竞争，而是竞争加剧以及中国地位的不断受到侵害。
朝鲜朝廷内部的分裂使外国阴谋有充分的活动空间。

政策的破产

P139
格兰特和薛斐尔事件，已经使得李鸿章在头脑中对美国政策是否有效产生了怀疑。
1883 年到 1884 年，法国人对越南的入侵终于达到高潮而成为战争。

P141
越南危机的第二阶段，法国在越南军事措施的成功，助长了中国朝廷和有影响力的省府官吏的好战性。拒绝接受李鸿章的代价很高的绥靖策略。

P143
中美有关藩属的问题进入一个很长的间断期，直到大约十年后由于李鸿章的朝鲜政策的完全破产才被最后打破。

第五章 美国政策与私人利益，1860-1899 年

P151
19 世纪末叶，门户开放支持集团的势力达到了顶峰。但它不是在中国运用这一势力，因为少数美国人，不管他们多么狂妄自大，只能对为数四亿人民的生活产生微小的影响。相反，正是由于他们促使华盛顿去实现更积极的中国政策而使他们产生了影响。

经济企业——萧条与复苏

P151-152
大约二十年的时间——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到整个 80 年代——美国在华经济事业变得萧条，侵蚀了商人在门户开放支持集团中的统治地位。
苏伊士运河的开放，横跨海洋的电报和横跨北美大陆的铁路的完成，以及对快速轮船的使用日益频繁，使得在美国的商人可以得到最新的市场信息并可能迅速采取行动，而不需要依赖在中国的大商号。
旗昌洋行在 1891 年关闭商号。当账簿表明应当关闭时，中国没有特别的秘诀来拴住他们。这大大降低了美国投资的水平，特别给美国的船运以破坏性的打击。

P154
这些年间在中国开展新计划所作的微小努力，有时在设想上是宏伟的，常常依靠中国的资金，通常在本质上是投机的。可以预测，它们的收益是不可靠的。
其中一个例子是美国人想用电报把中国和美国连接起来的尝试。

P156
在 19 世纪 90 年代，以前曾是暗淡的前景让位于对华市场热。在 19 世纪 80 年代，贸易统计已经有开始上升的趋势，而在整个 90 年代则迅速上升。
美国出口的几个重要部分：棉纺织品，煤油。

P157
从 1894 年开始，中国国际危机的加深，使美国人再次置身于追求投机性的、政治上敏感的投资。

P159-160
当中国市场终于将要发挥它的潜力时，欧洲列强和日本可能将要实际上的夺走中国市场。列强用政治贷款、外交和军事实力划分势力范围。
中国明显的软弱地位，不断增长的大规模权力斗争以及英国对支持自由贸易和中国领土完整的原则的动摇，突然使瓜分这个帝国的可能性迫在眉睫。
门户开放支持集团内部的贸易利益集团吁请华盛顿给予支持，但与此同时，美国人卷入中国市场的性质正在变化。一度实际上由少数专门与中国有联系的商号所控制的门户开放支持集团中的商业组成部分，已变得更广泛和更扩散。
政府需要明确地重申它对美国在中国商业机会的长期承诺，也许藉次能挽救英国对自由贸易信仰的背叛，并阻止轻率地急于瓜分中国。但整个行政当局被美国与西班牙战争的前景，其后是其混乱的局面，最后被其直接后果所困扰。

P161 没有明确的证据能让商业集团用来向决策者证明中国市场眼前的重要性。
事实上，中国对美国的繁荣不是决定性的，而且美国企业在中国的额经济中远远没有占有重要的地位。

P161-162
1899 年，在中国危机没有任何缓和以及商业压力没有减弱的情况下，麦金莱政府决定采取行动。
与列强联系要求保证反对贸易歧视的各种形式。这被认为是第一批门户开放的照会，这是一次对中国市场将来的开放可能性的一种象征性同意。没有对投资提供保护。 麦金莱政府在向国会致词时强调，他的政府所关心的仅限于保护贸易不受列强的歧视。
门户开放照会没有明显改变对华政策或转变在中国的形势，但是海约翰设法以他惹人注目的公开姿态激起商业界的信心，华盛顿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地承担义务以保护美国的经济机会。

教会的扩张和中国的排外主义

P162
传教危机的根源在于传教士活动的扩大。他们进入许多新开放的口岸，并然后进入内地。这种扩张政策引起中国人的强力的和猛烈的排外主义，从而促使传教士要求海军和外交保护。

P164
传教士吸收和部署了当地一大批中国助手。一个会众网络从前哨中心向外扩展，通过和作为教师，保护人和雇主的传教士的——看来往往是一种松散的关系和它联系。
进入内地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且转过来使得传教士更深入地卷入了中国的生活。

P165
信徒背弃了地方社会的一些准则和义务，并破坏了它的团结和和谐。有时，地方官吏纵容甚至教唆民众暴力。

P167-168
包括美国人在内的传教士，一直是更坚决地要求进行干涉以反对中国人的迫害。但对华政策对对于适应传教士的要求是缓慢的。
公使馆不支持传教士广泛的要求，其一是中法条约的唯一权威版本（法文本）并不包含涉及支持传教士要求的房地产权力，而另一个根据——1865 年的伯德美协议——不是一项条约。
另一项理由是，传教士在内地的活动，违反了蒲安臣和其继任者宁愿加强而不是削弱中央政府权力的总的优先考虑，而且这种活动产生了破坏贸易的骚乱。
但在另一方面，一些公使也承认，传教士从内地的退却可能被中国民众认为是外国影响和力量的削弱，继而对除宗教以外的其他利益招致更大的灾难。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贸易、外交和传教团是相互依赖的。
因此，公使馆在面对传教士和中国外务部门时，变得有意采取模棱两可的手法。

P169
传教士的放肆行为和中国人的敌视造成的地方性紧张局势日益增加，这就迫使驻北京公馆重新评估它的立场。
19 世纪 80 年代前半期，最后，公使馆逐步趋向更明确的承担给予支持的义务。

P170
田贝领导的公使馆在整个 19 世纪 80 年代剩下的时间，又回到了有限的和不公开的支持的政策。
中国排外主义者的抱怨和美国排外主义者的抱怨有令人难堪的相似之处。

P171
在 19 世纪 90 年代，发生了有利于传教运动的重大和持久的政策转变。到了 90 年代结束时，华盛顿已显著扩大了它对传教士权力所下的定义。
对华政策终于保证传教与贸易有同样多的机会。
促成这一转变的是中国的一场新的反基督教骚动。

P172
在美国，传教士进行游说和宣传的努力，与仅仅几年后的一批热衷于中国市场的人们所作的努力相媲美，藉以赢得政策制定者的支持。
传教士所持理由的核心是：中国人的品质和文化需要传教团加以提高。

P174
整个 19 世纪 90 年代，华盛顿的传教士政策朝着干预和高压手段的方向前进，获得传教士的赞许，现在并受到驻北京公使馆的强烈赞同。

P177
从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中期的中国反基督运动，虽然其结果没有造成美国人的生命损失（只有一人受伤），但却成功的改变了传教士策略，因为它削弱了这一基本思想，即节制和理智可以疏导内地的传教士和中国人之间所发生的冲突。

驻北京公使馆的观点

P178
门户开放支持集团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外交机构，在 1860 年进入繁荣期。它在北京得到永久性的公使馆。到 1899 年，扩展了沿海地区和内地的领事系统。同时，也开始从其队伍中越来越多地排除商人和传教士以巩固其自治权。
对于商人，允许商人担任领事就是让他接触到贸易机密情报；而对于传教士，则是随着爆发性的传教士问题产生，以至于面临更尖锐的利益冲突。
更换公使速度的放慢以及新培养的中国专家的出现，进一步增强了驻华外交机构的独立，特别是打破了传教士对专门知识的近乎垄断。
尽管有这些特殊的改进措施，但美国的驻华机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非专业性的，要服从政党分赃制的需要，并受到资金匮乏的阻碍。

P180
在更有利的情况下，蒲安臣等能言善道、活动积极的历届公使，都有力的并异常一贯地详细描述了为了帮助中国进行改革和免遭外国侵略下的一项特殊的国家赌注的广泛前景。
他们的前任已经隐约瞥见，美国在与中国合作中充当特殊角色这一前景，它体现了而又超越了具体的经济上的和传教团的利益。
这个来自公使馆的观点的核心，是美国人负有责任保证使中国获得复兴。作为改革者和保护人，他们必须引导一个衰弱的中国渡过骚乱时期。
使中国觉醒，增加美国的影响。将中国引入国际大家庭。

P181
公使扮演从调解人直到参加列强划分势力范围的行列。
公使馆保持着浓厚的家长作风。

对华政策与门户开放思想

P186-187
到 19 世纪 90 年代末，贸易团体、传教士和外交官反复援引门户开放思想，这就改变了一度是消极的、狭隘贸易性的对华政策。
只有直接维护美国的利益，特别是在华北和满州对俄国，才能保持中国最终改革的民族愿望。
就全球而言，他们把中国看作是为控制市级文明而斗争的主要的、甚至按亚当斯的估计，是决定性的场所。
但是将上述观念转变为反对帝国主义威胁的有条理的、切实可行的政策，就使评论者突然陷入困惑。

P189
中国人招致侵略的真正无能状况到 1895 年已经使得旨在阻止那种侵略的调停和积极外交的策略宣告破产。
1895 年后，政策制定者面临重新确定的任务——维护美国作为中国保护人和改革者的特殊角色，不顾甚至有时反对中国人。

P190
自由放任倾向；防止美国制造商遭受中国人的竞争。

P191
华盛顿勉强的参加关于联盟和势力范围的游戏，而驻北京公使馆在 1895 年后却朝着这个目标稳步推进。

第三编 格局持续未变

P196-197
中国将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实行变革，但美国却仍将坚持它的为实行门户开放思想所作的许诺，以及已中国的分导者与保护着自居的家长式统治。
新的“文明的排外主义”将他们原来所关心的限制外国渗透和争取尊重华侨等许多问题加以归纳和强化。
由于美国人坚持不平等条约和顽固的排华政策，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开始怀疑美国的善意，想弄清楚美国的友谊和社会进步的辞令背后是否对中国的独立和民族自尊潜藏着一种敌意——而这种敌意经过伪装则更为危险。

第六章 中国的防务与门户开放，1898-1914 年

P198
美国人也抱有一种模糊不清的门户开放主义，一种对它在中国的贸易、传教利益及国家影响同时兼顾的混合的主义。
门户开放不是对解释为首位一致的政策，而是一系列变动的政策。
这种缺乏一致性的政策，加之美国普遍对中国采取一种恩赐的、有时甚至是轻蔑的态度，结果使一批渴望得到美国更积极的反应的官吏们大失所望。

瓜分的魔影

P199-202
张之洞的策略。

P203
朝廷的平民外交政策。确保义和团的对朝廷的效忠。一次代价巨大的戏剧性尝试。
张之洞试图力挽狂澜主要目标是将华中和华南与日益剧烈的冲突隔离开来，削弱冲突在北方的强度和后果。
一方面，奏请朝廷谨慎行事，与列强进行和解。另一方面，张之洞努力遏制战争，并要使之早日结束，这促使他寻求美国和其他贸易大国的合作。

P204-206
美国政府作出有节制的军事反应。同时为了防止出现瓜分中国的情况，海约翰于 1900 年 7 月 3 日发出了关于门户开放的第二次重要声明，要求保持中国的行政和领土的完整。

P206
在美国人和中国当政者看来，义和团危机加剧了中国被瓜分的危险，但这一危险的排除与其说是由于美国人和中国当政者的努力，还不如说是欧洲各国的首都更加认识到，要直接控制中国将遇到的重重困难，不仅代价巨大，或许甚至实际上毫无可能。

P207
张之洞必须考虑美国人提出的限制政策的一些不利特征：
首先，美国官员对中国人仍持傲慢态度，认为中国人在决定自己的前途方面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力量。
此外，夏季镇压义和团的行动提高了门户开放的策略武库中高压手段的作用。
最后，张之洞几乎不可能理解美国对中国领土的割让会有持续的兴趣。

P208
在义和团叛乱后的外交活动时期，张之洞对美国的兴趣逐渐减弱。

P209
在 1900 年至 1901 年的谈判中，张之洞几乎举不出海约翰提供了什么帮助。美国只是出席的十一个谈判国之一。
在某些问题上，海约翰成功的抑制了列强，这既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美国；而在另一些他不能抑制列强的问题上，海约翰拒绝将美国置于例外的地位，以便他的国家可以享有其他国家所争得的任何利益。

满洲之争

P212
日俄战争（1904-1905年）非但没有解决中国的满洲问题，相反却使这一问题加剧和复杂化。
俄国虽然被削弱，但仍然占据满州北部，而日本在满州南部立足并开始巩固其势力。日本改变立场，加入掠夺中国的国家之列，损害了英日同盟对中国的价值，把美国推到中国决策者计划中的中心位置。

P212-214
袁世凯
袁世凯及其负责的满州的官吏为使美国卷入满州作出了一些努力。
但英国和美国未能将其贸易利益扩展到满州，不足以在极小程度上抵消俄国和日本的势力。美国的贸易甚至在下降。
另一方面，北京和地方当局的财政困难使得发展满州以使其更易于防守并加强中国的控制的政策也难以实行。

P214
袁世凯在满州的下属徐世昌和唐绍仪负责设计一项金融方面的门户开放政策，以观察美国是否会因贪利而被引入满州。

P216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并不准备坚持 1902 年美国的积极立场。他只接受门户开放思想中主张指导落后的中国进行改革的那部分内容。即使在这个问题上，罗斯福也没有声称美国要在中国充当启蒙教化者的重要角色。
关于保护中国的独立和领土的严肃承诺，美国既无民族利益可以作为理由，也无力量予以实现。
罗斯福希望中国文化得到改善的长期愿望于其在短期内对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命运的漠不关心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他以相信外国对中国的影响甚至外国对中国的控制作为中国变革的前提，来调和这一矛盾。

P218
袁世凯由于其背后的靠山已倒而遭打攻击，相关问题由锡量办理。
但是在中央政府中，对一项强有力的满洲政策现已失去支持。

P219-221
美国：塔夫脱和诺斯克的对华政策。
认为中国市场有“几乎无限的贸易机会的可能性”。要求更强硬地干涉中国。
如有必要，他（指塔夫脱）将不限于仅依靠“口头抗议和递交外交照会”。
使用金融机构的力量，渗透并加深美国的政治影响。

P222-223
1910 年 7 月 4 日，俄日关于满州的正式协议。协议使两国承担责任，一同合作维持现状以反对未被指明的干涉者，并有意侮辱美国，只字不提中国的完整。
诺克斯在满州遭受的挫折迫使他重新考虑他在中国谋求美国利益的策略，并降低他的目标。

P224
1910 年的夏天和秋天，当诺克斯向一个合作性的政策转变时，北京正在激励自己行动起来。

P226
诺克斯在 1912 年 6 月同意接纳日本和俄国进入银行团，以便利大国的合作。
当事态越来越表明通过于美国缔结亲密的联系来保护满州这一最近的努力已经失败时，北京试图限制其损害。

保卫新共和国

P227
1912 年初，袁世凯重新掌权——并处理一个收到威胁的弱国所特有的问题。
任命唐绍仪为第一任总理，并在其帮助下，立即向银行团成员国谋求必要的支持，以巩固其政治控制和解决其前任满清政府和革命政府的债务问题。
然而，除非袁世凯接受列强的苛刻条件，否则列强不予贷款。他们也不愿给袁世凯政府以事实上的承认使之合法化。
诺斯克坚持大国在外交和金融问题上的合作政策。但这一更消极、更稳健的做法在美国国内招致了更多的批评。

P228
威尔逊。
激烈地调整了对华政策。抛弃了前任通过银行团进行金融合作的政策。
这一政策调整首先是出于民主党政府不愿意与失去支持的共和党的政策相联系，另一方面（占更大比重）的是他自己关于美国有义务推进现代的三位一体——民主、法治和基督教的明确观念。
由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承担的义务。中国尤其处于美国的关注范围之内。
威尔逊把中国看作一个古老的、历史停滞不变的、然后现今在“坚强能干的西方人”手中却有“可塑性”的国家。
教化中国的思想和贸易扩张的概念，在威尔逊的头脑中占据了相当明显和无比重要的位置。
中国在威尔逊看来，与其说是一个市场，不如说是美国人可以促进自治和基督教在其中扎根的肥沃土壤。

P229
不信任国务院，认为驻华使节应该由教育家和传教士充任职务。
撤销了对美国财团的官方支持，给中国以外交承认。

P230
威尔逊被迫寻求某种方式来保护中国，并履行美国对中国命运的特殊责任。结果证明，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是难以找到的。

P230-231
威尔逊的政策对北京政府有很大的诱惑力。
诱使美国人参加若干既能缓解财政压力，又能同时打破势力范围的振兴项目。

P232
对于一个不能维持秩序甚至宪政门面的政权的怀疑日益加深。
袁世凯于 1914 年 2 月解散国会，进一步增强了美国的幻灭感。

P232
1914 年 8 月世界大战爆发。大战立即排除了德国在中国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并牵制了协约国的力量，给日本留下了一个为所欲为的场所。

P233
北京给自己披上中立的外衣并以此阻止日本，这一尝试起初并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响应。
布莱恩立即同意将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中立化，但他搁置了美国支持中国领土和领水的中立这一更重要的问题。
在中国和美国于 1913 年底和 1914 年底两次交换了信件后，北京希望美国支持的热情明显下降。

P234-235
二十一条危机。

第七章 排华经受检验，1898-1914 年

P238
1898 年，美国排华政策进入了一个限制更严的新阶段。移民局所强加的越来越严苛的规定，使关于美国排华的辩论复起，并最终在中国沿海地区触发了一场抵制运动。
在 20 世纪最初的几年中，移民问题在中美关系中再次居于中心地位。

再度较量

P238
作为走向有联邦控制移民的一个步骤，国会在 1891 年建立了移民局，并在 1900 年责成它全权负责中国移民的行政事务。

P239-240
移民局在执行规章时在解释国会立法和法院裁决方面享有广泛的处置权。
新政府对待来美的华人，正如他的严苛的规章一样，是恐吓、专横和虐待。移民局将大部分新来者安排在天使岛。
移民局为了确保美国人都不能逃脱其检查，规定凡是有部分中国血统者，不论其出生国或国籍，都定为华人。
那些在口岸被拒绝入境者，有权向华盛顿提出行政申诉。

P241
新的反排华领导者：伍廷芳
自 1900 年起开始坚忍的反击，这是再次兴起的华人十年反排华运动的第一枪。

P242
伍廷芳的警告虽然对于移民局官员来说根本毫无作用，但在门户开放支持集团的成员中却确实引起了反响。
门户开放集团只好着手缓解排华。美国亚洲协会率先行动。

P245
1904 年 1 月，中国在移民问题上开始采取经过长期酝酿的对抗行动。在公众和官员们群情激愤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决定废除将在 12 月期满的 1894 年移民条约，并表明如要订立任何新条约，美国必须针对中国移民的现行政策作某些修改。
4 月底，国会将现有的排华法案建立在永久的国内立法基础上。

P246-247
上海商会呼吁，如果排华条款不予修改，两个月后开始举行全国反美抵制运动，广州同意上海的计划。
在中国所规定的期限已过，而中国的要求仍未得到满足后，抵制美货付诸实行，7 月 20 日首先在上海开始，三天后广州响应。
抗议运动迅速波及南北沿海城市和乡镇。

P249
虽然官员没有直接参与发起抵制美货运动，并大体上对抵制活动持超然态度，然而许多人对抵制运动却是十分同情的。
在北京，外交部门顶住了美国的外交压力。
各省主要官吏也欢迎抵制运动。

P249-250
到了秋天，抵制运动陷入困境。部分是由于运动对它要促成美国政策作怎样的改变认识混乱。
更糟的是参与者本身目标不一。参与者中名学生倾向于范围更广的要求，而商人则取温和的态度。
另外，也可以归结于没有建立真正全国性的支持或组织。
过高地估计了外国人可能作出的反应。

P252
进入 1906 年，广州的抵制运动瓦解了。

罗斯福的策略

P253-254
罗斯福本人在 19 世纪 90 年代支持排斥“中国佬”。
1904 年中国决定不续订移民条约，迫使罗斯福对来中国的商人和学生的待遇第一次作出关心的表示。
他建议尽一切努力避免严厉对待商人和学生，然而仍要确保不让劳工以任何期票于规避手段潜入美国。
只是在 1905 年抵制运动迫在眉睫，门户开放支持集团被激发起来时，罗斯福在最后对移民运动给予充分注意。

P256
双管齐下，既答应改变排华情况，又对抵制运动表示强硬。
他向移民和领事机构的官员提出警告，要他们不要虐待华人；同时督促驻外机构制止抗议运动。

P257-258
门户开放集团的第三次失败。
一方面，中古荣恩仍然坚持任何条约应当体现互惠原则，另一方面移民局甚至继续反对给予不受排斥类型的华人以入境的方便。

P259
新的华南地区的抵制情绪在1909-1910 年重新强烈起来，但进行报复的政治条件不再像 1905 年那样有利。
但是，仅仅谈论发起一次新的抵制运动和表示对美国排华政策的不满，就足以使门户开放支持集团继续要求改变政策。

P260
传教士的警告，美国为其排华政策所付出的部分代价是丧失了美国的文化影响。
那些获准入境的学生在脑海中留下了美国反华偏见的永久印象。

P260
移民局一直以同一论调来反驳任何旧有的或者新的抗议，这一论调是：中国人是肆无忌惮的民族，他们采用一切可以想象的躲避方式进入美国。

华人社区的革命潮流

P262
由于受到东道国社会的攻击和孤立，同时又日益与中国隔绝，在美国的华人更加竭力想保持他们文化的特性。

P263
为保全自身而与逆境搏斗的华人社区也饶有兴趣地倾听向他提供援助地政治流亡者地呼声。
维新派民族主义者首先吸引了支持力量。
康有为。

P264
抵制运动的失败使唐人街的政治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对清朝抱有希望的幻灭使美国华人抛弃康有为所主张的改良君主制及其维新会，感到厌恶而转向革命的方案。
这一转向的主要受益者是孙逸仙。

P267
中国政府及其外交代表越来越惊恐地注视着华人社区中这些改良和革命影响的潮流。
但到了 1905 年以后，驻外机构已经不再能反抗不满了，日益孤立且信誉扫地，无力阻挡正在增长的革命势力。

P268-269
1912 年革命事业胜利。但美国华人对新共和政体的中国所寄予的希望不久就破灭了。它比旧的证券更衰弱，被国内问题折腾得更无所适从。

P269
在 1915 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后，革命党的团结和声望遭受了以此严重打击。

第八章 美国的改革与中国的民族主义，1890-1914 年

P271
20 世纪初，改革思想在中国引人注目。
所有人都迷恋这样一种观念，即美国是中国现代化的向导和保护人。然而，这种主张和中国带有民族主义成见的浓厚色彩的改革观念相冲突。

民族主义者心目中的美国形象

P271
中国的民族主义通常的说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90 年代。

P272-273
中国的革命派与维新派从美国的光荣历史及其新近卷入亚洲事务的共同认识中得出了符合于各自对中国危机的不同人士的不同结论。
革命派的出发点是一种压倒一切的信念，即认为腐败无能的满清统治是中国衰弱的根源。这一势力的突出代表是孙逸仙。

P274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到了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支配着中国人对美国和在华美国人态度的是维新派民族主义的观点。
维新派：对中国在世界中的危险处境都极为悲观。突出代表是梁启超。

P279
到了 1911 年，许多维新派转向革命一边，因为他们不满摄政王恣意操纵的政治改革及其软弱的外交政策。
但随后，他们发现他们早先预言的革命危险果然准备被言中。辛亥革命实际上促成了离心力量和政治派别，使中央政府软弱、分散，给外国的渗透和控制制造了机会。
维新派关于美国既是列强中最可靠者，却又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看法依然存在。

外交官与理想

P279
当中国人开始利用民族主义这一名词反对外国控制时，美国外交官们坚决主张一项广泛的改革计划，这个计划设想外国发挥一种重大的甚至指导性的影响。
华盛顿原先大体上仅限于保障美国人在华的特权地位，现在则支持旨在改造中国的特殊计划，因而增强了实际改革的冲动。

P280
柔克义
义和团危机暴露了北京无力管理自己的事务，但在柔克义看来也造成了一个机会，即使外国对中国延误已久的改革进行暴力干涉。
柔克义作为义和团事件后的北京谈判代表，被要求制订尽可能圆满和系统的美国改革方案。

P285
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袁世凯被选出来，作为一个有改革者身份的人来充当稳定局面的保护着。

P286
由于美国对中国人的旧的家长统治思想和悲观看法，很难想象它会在改革和条约权力问题上作出让步。
在公使馆对中国情况改变作出反应时，华盛顿却沿着陈旧的老路走下去。

政治化的中国市场

P287
在公使馆看来，美国的经济事业在中国进步性的变革中作为一种力量，起着一种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中心的作用。
中国市场日益政治化，但美国的反应则是奇异的互不一致。
一方米娜，美国的决策者放弃了他们的自由贸易原则，开始积极地干预经济事务。另一方面，政府显然在为投资者和商人操劳，但他们对中国市场却只表示出有限的兴趣。

P287-288
在 1901 年至 1913 年，美国的投资和贸易处于困境之中。美国人只能维持原有地位而已，在某些方面实际上在丧失地盘。 驻外机构的某些人员声称，这些挫折主要由于外国对自由市场进行了政治干预，而贸易集团在较小范围内也持这种论调。
日俄战争后，一些贸易集团逐渐认为日本是一个更大的更有前途的市场。

P289
华盛顿历届政府对有关贸易歧视的抱怨和政府支持的要求，作出的反应各有不同。

P293
华盛顿-华尔街联盟的裂隙。最终在威尔逊时代宣布分离。

P294
芮恩施试图推动美国企业投资，但实业界退缩了。
美国外交家和决策者对中国经济民族主义者的了解，并不强于他们对美国实业界的了解。
为了抵消外国的存在，中央政府在 19 世纪 90 年代开始采取措施，推动竞争性的中国工商业。在单靠公开的竞争不足以消除外国势力时，经济民族主义者采用收买外国的特许权和干扰、阻扰外国公司的手段。

P295
经济民族主义者的运动屡次冲击了美国的利益。
民族主义者一般不把外国的输入而是把外国的投资视为对中国的主要经济威胁。

P296
两家注重市场的美国跨国公司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他们证明，即使在一个已经政治化的中国市场上，生意也可以做得更好，不必求助于美国经济扩张主义所主张的、而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者所担心的积极的外交支持。美孚石油公司和英美烟草公司。

P298-299
经济民族主义者的反对与其说是由重视市场的公司所激起的，不如说是怀有虚虚实实的政治意图的特许权追逐者所激起的。
民族主义者经常指控外国人以香烟替代鸦片，但这种指控没有能组织那些被廉价的吸烟乐趣所吸引的人们。

P299
这两个公司与中国之间存在一种反常的关系（这是门户开放传统的美国改革者所厌恶的）：要征服中国市场，公司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向中国做出让步。

差会和新中国

P300
传教活动从商人的经验中学习到，要在中国取得发展，则要适应中国的条件。但是这一经验是传教士们难以吸收的，因为商人可以像现在这样从中国获利，但传教士的中心目标却是中国的改革。
1900 年差会所受到的洗劫促使传教运动改变了策略，从拯救个别中国人的努力中转移越来越多的人力和物力用于行善计划。
但是这一愿望没有考虑到民族主义者对差会的家长式统治，以及对外国控制的表面上为中国服务的传教机构所怀的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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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传教士在陷入危机时，已经对华盛顿倾向于将他们的需要从属于贸易利益的需要感到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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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们认识到，即使美国政府的政策更强有力，也无法保护孤立的差会所在地不受敌意的邻居的侵犯。
强迫会产生反作用，教徒由被周围与他们不和的人们消灭的可能。
与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共处，对他们事业的安全和发展是必要的。
把教育当作争取中国的关键。进程虽然更缓慢，但更可靠、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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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韪良是主张提倡教育的一员。他认为，为基督教征服北京就是征服中华帝国，争取上层人士就是争取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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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中很普遍的一种倾向加强了传教士对世俗教育的关心，这种倾向是：把中国人看成是幼童，经过适当可被引导到现代的——不言而喻是基督教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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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理上，把传教工作逐步转移到长期地改造中国文化和不再竭力地争取个别中国人入教，免除了传教士们在计算皈依者人数时感到地压力和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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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育为中心地传教活动给差会地工作带来了变化。
传教活动宗信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英语越来越多地得到应用。对教育地日益重视也有利于把美国地大学生吸引到传教活动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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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也寻求缓和原先对差会公开地，有时甚至是强烈的敌意。
中国人对于传教活动重视教育和人道主义地新方向作出地反应也同样鼓舞人心。
政府大幅度的修改了教育计划，派遣学生到国外留学，使学校采用新课程，并在 1905 年废除了旧的科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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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爆发使差会对于建立一个民主的、信奉基督教的新中国的期望上升到一个空前的高度。
传教士的反响最早，也最热烈。他们认为，他们的功劳在于奠定了正在崛起的新中国的基础，并希望有更多的机会为新文明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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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叛乱后的十五年使中国传教活动的黄金时代，福音传教士享有前所未有的安全，教育事业兴旺发达。
但仍然存在问题，最严重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所提出的问题。传教士既不能克制自己的家长主义，又不能放弃他们在中国人生活中的介入者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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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官在优先考虑保持条约权力和防止传教士们采取可能导致麻烦的轻率行动之间摇摆不定，这就使情况更为复杂。

后记 从历史的观点看特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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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特殊关系的概念已有长久的历史，在 19 世纪中，这种思想被在华的美国人加以宣传，而且也包含在一些崇拜美国人的中国人的观点中。
在中国经历了反复的外环和内乱的磨难以后，美国人仍然坚持一种令人安心的神话，即由美国利他主义的援助和中国满怀感激的报答所产生的友好关系达到了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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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美接触的确是一种特殊关系，那么这种关系肯定是按照一种与上述普遍神话迥然不同的意义来说的。
所谓特殊，是指两个截然不同并相隔遥远的民族之间难分难解的冲突，而两个民族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了他们自己的误解和神话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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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很容易将人们认为黑人、拉丁美洲人和印度人的无能和落后转移到中国人头上，而许多中国人也容易诋毁美国人具有在就和其它满意相联系的那些特征——贪婪、邪恶和缺乏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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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民和美国传教士是两个集团，他们的生活最直接的冲击着对方的文化，在仇外者的想象中引起了明显的忧虑，担心性堕落、肉体的污染和社会政治结构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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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户开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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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初，民族主义。中美关系的性质在任何时候都取决于中国的决策者究竟是把彻底的独立放在首位，还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接收暂时的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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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中国交往的历史绝妙地说明了美国人因为他们的独特经验和观点，是多么有可能忽视世界的多样性，反而将与我们自己的文化根本不同的文化归结为熟悉的、易于处理的东西。用国家的巨大力量来为这种错误的、本质上是种族中心主义的观点服务是一种危险，尤其是当今世界由于现代的技术已不可避免的缩小了贵吗，而且掌握了原子的秘密。
如果说，一种更为和谐的、多种文化混合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值得追求的一种理想，那么美国人就必须把握关键的趋势，不要把我们的幻想反映到我们的疆界之外。
放弃恢复特殊关系的希望，并承认这一事实的时代已经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