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
愤怒的葡萄
实体书，约翰·斯坦贝克著，胡仲持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很久没有阅读过小说了。本书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为背景，描述了原本居住在大平原的乔德一家被迫西迁的故事。
全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连续的部分。
第一部分关注西迁的起因。以乔德一家为代表的生活在土地上、以土地为生的佃农，因为机械化和集约化生产的发展，被土地所有者强迫离开。这里展示了两个层面的矛盾，其一是佃农与土地主之间的，佃农在面对土地主为了提高利润作出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的决定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或者说土地主其实并不关心佃农的生活，以及以后要靠何种方式谋生；其二是佃农之间的矛盾，年轻的小伙子为了养家去学习拖拉机的使用方法，而一个人加拖拉机就可以代替原本许多个佃农家庭，这必然会引起原本佃农与新式拖拉机手之间的矛盾，不过书中用农人的淳朴和不伤害自己人的柔和方式处理了这一矛盾。
第二部分描述西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乔德一家遇到了在路边开店的小生意者，很多和他们一起向西逃去的人群，甚至还有从加州返回的人。这部分的情节通过若干个小场景串联起来，比如祖父的去世、停车买生活必需品、与另一家逃难的人汇合、与其他逃难的人交谈、对未来的畅想等。在这部分中，作者借他人之口介绍了很多背景，比如这么多人群背井离乡的原因，以加州为目的地的原因等。并且也借书中人物之口发表评论，流民、轮胎店主、加油店主等不同视角对这一“迁徙”事件的看法。这一部分主要是过渡，从原本土地上的矛盾过渡到加州原住民与新来的移民之间的矛盾。
第三部分关注来到加州后如何维持生计。来到加州后的乔德一家发现，这里其实并不是他们所想象的能够获得的稳定工作、积攒财富的梦想之地。一方面，太多的人来到加州逐梦，劳动力远远超过所需；另一方面，加州本地人对涌入的人群感到恐惧，并用一种排斥和防卫的姿态对待外来人。乔德一家不断移动位置寻找工作的机会，从最初只能找到零星一两天的工作，到来到州立收容所，再到被公司引导去摘水果，因为被无故降低薪水又出走。读者在这里看到的是比第一部分更为直接和激烈的冲突。全书以生下死婴的女儿给素未相识的快饿死的哺乳收尾。这样的结尾其实挺让我疑惑的，甚至以为是不是没有写完。但回过头来，这或许是作者的恻隐之心，毕竟失去工作的这一家人又有什么办法能熬过加州的今天呢？
在行文上，本书采用了一种多视角结合的方式。大部分的情节以乔德一家为主视角，而在行文中穿插了路边开店生意人、农场主、警察、原本住在加州的人等很多人或人群的视角，以及对加州整体宏观俯视的视角，使得读者对作者描绘的世界观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全书展示的其实是一种赤裸裸的制度性的恶。开拖拉机撵走佃农的年轻人没有错，他只是想养活家人；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的土地所有人没有错，因为他不仅对土地拥有权力，且要是他不这样做就会因为利润率不及其他土地主而破产；降低工资标准的企业主也没有办法，因为行会规定不能超过这个薪水雇人，否则就会被逐出团体，无法售卖商品获得利润。每个人都在按照规则行事，当权责被完全划分开来，没有人为失去了生计的乔德一家的生命负责，这是吃人的资本主义最赤裸裸的展现。
一开始我难以想象，这样的无情和对人性的摧残会发生在我们今天观念里在光谱上属于蓝州的加州；但结合时事新闻来看（比如前段时间发生在加州的火灾），其实这种“只要把权责分离清楚，所有人就都没有责任；当大厦崩塌时，没有人需要对其负责”的价值观一直没有变，只是过去经济上的成功将其掩盖了而已。如果进一步分析，这种价值观或许有着更深的来源于“自由”的哲学根集。可惜在这里展开分析的话，会偏题许多，之后看是否有机会专门对其作述吧。
“这里有一种无处投诉的罪行。这里有一种眼泪不足以象征的悲哀。这里有一种绝大的失败，足以使我们一切的成就都垮台。……饥饿的人眼里闪着一股越来越强烈的怒火。愤怒的葡萄充塞着人们的心灵，在那里成长起来，结得沉甸甸的，准备着收获期的到临。“
2025.2.20
刺桐城：滨海中国的地方与世界
实体书，王铭铭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一本讲述泉州城历史的书。刺桐城即为泉州的别称，以其五代扩城时环城遍植刺桐而得名。
本书的核心内容围绕“城”与“市”两个字展开。“城”指的大概是政治和军事的秩序中心，而“市”则指的是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汇聚之地。在此之上，这两个字还承载着中央与地方博弈的隐含关系。泉州地区体系的形成，与汉人南渡有关，大致在隋唐时成为成型的边陲型行政区域，并发展出发达的海外贸易成为地方特色。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宋元时期，此时泉州的“市”属性逐渐发展到顶峰。这一时期，泉州不仅是繁荣的区域贸易中心，还是各文化交流共存的聚集地：一方面有官商合营的航海贸易，另一方面对异族文化足够宽容。而自明代开始，“海禁政策”和对理学的推崇让泉州的“市”的功能退居二线，而更强调作为军事堡垒、政治秩序的“城”的功能。作者认为，这一转变与明朝开始推行的“内圣之学”有关。明朝开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朝廷对天下实施比较松散的统治”转向国家直接干预和监控社会，打破了原本“礼不下庶人”的传统，而要求将内圣之学推广到全社会和全阶层。作者借鉴了欧洲学者的“传统国家-绝对主义国家”的理论，明朝的行政力量和社会控制体系相比之前有很大的强化，同时，模糊的“边界地区”向着明确的“边界线”转变，致使泉州原本作为边陲地区的经济地理优势变为海疆海防的重镇。明之后的清政府几乎延续了这一政治建设，并进一步地将海上贸易加强监管。而在文化上，明清两代将一个一体化地正统符号体系“理学”通过教育文化普及的国家强制制度推广开来。理学的思想来源于宋代，与之前带着狭义性贵族气质的入世、出世主张不同，理学的创始人倡导一个接近平民的普遍主义追求，在批判中形成了一套关涉人生、社会和宇宙之间关系的学说，并通过私人寺庙讲学、建立独立书院、在政府官员协助下进入州学和太学的方式逐渐成为主流。理学家希望通过开发民智陶育人才的方式，来达到改进政治、创建理想社会的最终目的，这一风气在南宋时基本发展成熟。自明开始，由于明是在反抗异族统治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理学的地位骤然上升，成为政府统治的核心内容，还进一步地进入了官府祭祀空间。成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后，理学/儒学从“王者之儒学”变为“教化之儒学”，通过教化来建立全社会地一种内聚性秩序。这一文化霸权在清朝也延续了下去。
但到了清中后期以及近代，欧洲势力的变动冲击着这一文化秩序，非西方社会的文化被迫与“主流”西方文化进行广泛接触。泉州作为海疆第一线自然也难以逃过这一冲突。在东西方关系出现紧张矛盾时，秘密社团、会党起义也逐渐出现；明清时期由于严格的海禁政策导致大量的泉州人移民在外，南洋华侨也暗中回国开始活动，不仅在经济上参与，而且在政治上广泛地与社会各团体结合起来，形成脱离官府统治阶层的社会秩序，这有些类似欧洲“市民社会”的概念雏形。本土文化复兴、民族主义、反殖民抗争和强国富民的愿景交织在一起，最终促成了 20 世纪初的现代革命。
本书是一部以地方城市为切口，窥探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通俗类著作，借地方史一窥国家与社会的转型。文中理论与引证层层推进，在引用欧洲学者的相关理论进行论述的同时，也会强调该理论在欧洲的特殊条件，以及其与中国现实情况的不一致之处。
但本书仍有不足之处，其一是对于文献的考察非常详细，但很多时候是整页整页地摘抄原文，少有精炼的总结提炼，这些繁琐冗长的信息其实对行文没有太多帮助，反而会让读者陷入细节，窥一幕而不能知其身；其二是，进入近代部分后的论述比较单调和平铺直叙，着落了太多笔墨在地方的小政权更迭、军阀纷争上，而非社会冲击和转型等内容。可以看出作者的野心很大，但笔法和行文可能未能匹配上。
2025.3.25
神圣罗马帝国，1495-1806（第二版）
实体书，彼得·威尔逊著，殷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 年 3 月第 1 版。
一本不厚的小书，聚焦于神圣罗马帝国中后期发展（即1495年帝国改革到1806年帝国解体）的历史。
本书并不是以时间为序展开，而是专题形式地挑选了若干关键内容展开。开头首先回顾论述了研究神罗历史的历史，其在学术研究历史中的地位，以及从19世纪到今天研究视角和方向的变化，比如之前的学者更多地持有一种德国中心主义或普鲁士中心主义的观点，从现代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批评神圣罗马帝国对德意志民族国家构建的阻碍，而现代研究观点则弃离了这一中心主义观点，从更积极、肯定的角度出发论述神罗的历史，但也有部分观点落入了要将现代德国的联邦制度上溯到神罗的政治制度的窠臼。后面的内容则是围绕若干个具体的子主题展开，比如关注帝国政治改革与宗教改革的联系，最终两大国（普鲁士，奥地利）的出现如何导致帝国解体，并普及了很多帝国有关的名词的解释，让读者能够实际理解这些名词在神圣罗马帝国历史这一专属领域中具体指代的含义。
本书更多的是一本综述类的、提纲挈领的册子，限于篇幅很多内容没有详细展开，不过对于建立对这一历史主体的基本概念还是有一定帮助的，有助于之后阅读其他更大部头的作品。
2025.4.19
神圣罗马帝国（牛津通识读本）
实体书，借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约阿希姆·惠利著，陆赟译，译林出版社，2022 年 5 月 第 1 版。
一本中英双语的小书，所以实际内容只有一半左右。
本书按照时间顺序，以编年史的方式组织历史材料，从法兰克的查理曼加冕开始，一路叙述到 1806 年帝国解体。在时间上，分为前期、中世纪和近代帝国三个部分。在前期和中世纪部分以各个王朝为主体进行叙事，穿插世俗王权与精神教权的此消彼长，而进入近代帝国部分后则也关注帝国政治生态、帝国官僚体制的建设。
本书将在帝国历史上几个很重要的事件按照时间顺序串联了起来，比如查理曼的法兰克一分为三、奥托以德意志国王的身份成为罗马帝国皇帝、沃尔姆斯宗教协定确定世俗世界皇权与精神世界教权的分立（皇帝与教皇的叙任权斗争）、金玺诏书确定选帝侯和皇帝选举制度、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确定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平等地位以及属地原则、三十年战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神罗解散。从中我们可以一窥欧洲封建制度是如何在帝国的土地上一步一步发展和完善的。
这本编年史书能很好地帮助不熟悉神罗历史的读者建立起相关的历史框架，个人认为，其中导论“界定神圣罗马帝国”一章尤为重要，从史学的角度为理解神圣罗马帝国这一概念打下了很好的地基，并以开放的态度面对不同历史评价。比较可惜的是，本书以政治沿革为主干，主要关注比如教权之争、诸侯与皇帝之间权力平衡等内容，而较少关注文化、经济、民生等方面，需要其他材料作为补充。
2025.4.30
神圣罗马帝国
实体书，借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詹姆斯·布赖斯著，孙炳莹、谢德风、赵世瑜译，赵世瑜校，商务印书馆，1998 年 9 月第 1 版。
一本基本上按照时间顺序，从德意志的角度出发叙述的神罗史。
作者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神圣罗马帝国这样伟大的历史结构，不能用一元论来加以解释，而是应作为许多局部组成的一个整体来研究”。所以，作者在开篇便声明，这并不是对曾经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版图之内的德国或意大利撰写历史，而是将这个帝国当作一种体制或体系来剖析。全书的一大叙述基础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体制就是宗教信仰（基督天主教）与历史传统（特别是德意志的历史传统，罗马帝国的历史传统）的糅合。比如从名字上而言，神圣罗马帝国这一名称是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逐渐形成的，法兰克人作为西罗马灭亡后罗马教皇对抗东罗马势力的手段接收了罗马皇帝的称号，后来又为了与神圣教会抗衡、宣称其“所有基督徒的保护者”的称号而增加了神圣帝国的称号，这两个称号后来合二为一遂成“神圣罗马帝国”。
中世纪的神罗基于“世界宗教和世界帝国”的理论构建，认为基督教和罗马帝国都具有世界性，两者是重合的，其中罗马教皇作为上帝的代理人管理灵魂，而皇帝则作为上帝的代理人管理尘世事务，其主要职责是保卫教会。两者被认为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理应相互依存。但实际上，历史却是以教皇与皇帝的权力斗争展开的。教皇认为皇帝从教皇处接受尘世的管理权（比如，大部分皇帝都是先成为德意志国王，再加冕为罗马皇帝），故教皇地位高于皇帝；而皇帝则认为帝国的皇帝权威直接承袭自查理大帝，直接对上帝负责，不承认教权高于帝权。从历史上来看，教皇一方是基本上占据优势的。
在除了与教皇的最高权力之争外，神圣罗马帝国内部也存在着皇帝与诸侯的权力斗争。在帝国内部，即使抛开教会，皇帝的皇权也不是至高无上的。从政治实体来看，神圣罗马帝国的组成是颇为有趣的， 一方面他包含诸侯、贵族等封建邦国，另一方面又存在直接受帝国管理的自由市，还存在着教会一系的教会诸侯、大主教。这些政治实体并不是从帝国建立之初就产生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化。皇帝并非世袭，而是由诸侯选举产生，这一选举制度在初期并无体系，主要依靠极大诸侯贵族、大主教之间的私人关系确定，而后来金玺诏书的颁布确定了由七位选帝侯（包括教会诸侯和世俗诸侯）进行选举的选帝制。但这一选举制度却逐渐使得罗马皇帝作为一个头衔的作用远大于实际作用，甚至一度由于紧张关系出现长时间的空位，而诸侯为了互相制衡故意推选实力较弱的家族当选皇帝。直到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之后，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的签订让皇帝最终成为一个基本没有实权的头衔，并还额外受到国际的多方限制。德意志分裂为三百多个独立的诸侯领地，不再是一个帝国而仅仅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
作者认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称号虽然看起来崇高伟大，但给德意志统治者以及德意志民族带来的更多的不是荣耀而是麻烦。与教皇的争执、争夺罗马加冕的执念，让无数代德意志皇帝的经历浪费在阿尔卑斯山以南，而非德意志国家本体。作者在后面若干章，以后记的形式记录了神圣罗马帝国覆灭后，德国如何作为一个民族国家重新建立起来，包括普奥战争，普鲁士的北德意志联邦，关税同盟，以及最后南北德意志的合并。很明显，作者在全书所持的观点即是，神圣罗马帝国作为一种落后的宗教信仰与世俗历史柔和的畸形产物，阻碍了德意志民族的构建。与法国、英国乃至意大利相比，德国的民族国家构建进程太慢，阻碍太多。从历史来看，作者写作该书时，正值南北德国合并的历史事件，此时以普鲁士学派为主的学者正着力于构建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史观，所以持有这样的观点无可厚非。
本书在历史沿革上，对神圣罗马帝国的叙述非常详尽，不仅向前补充了罗马帝国、法兰克王国的历史，还向后介绍了帝国帝国解体后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立，把神圣罗马帝国放在一个更宽广的历史背景下，让读者对前因后果也有了更深的理解。虽说其持有的史观比较陈旧，但仍值得一读。
2025.5.24
知识分子的鸦片
实体书，借于北京大学图书馆，雷蒙·阿隆著，吕一民、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12 年 6 月第 1 版。
标题《知识分子的鸦片》其实就是化用自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本书的国内介绍写的很含糊，说批评的是法国人的极端问题或者说“法兰西病”。而实际上，这本书就是右翼知识分子批评左翼特别是社会主义人士、亲共人士的。
全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左翼词汇和方法论的解构，比如革命、无产阶级、唯物史观、辩证法等；第二部分则是对法国知识分子的批判，认为他们对进步的狂热已经不亚于宗教。文章旗帜鲜明地认为，知识分子对革命、对平等、对进步的狂热甚至是不理性的追求，已经在事实上将进步主义变成了一种世俗的宗教。不难看出，作者持有一种异常坚定的怀疑主义立场，对任何打着“改造世界”、“拯救世界”、“关系弱势”旗号的团体和行为不信任，拒绝任何的乌托邦想象。
本书与其说是一部理论论述，不如说是一本向共产主义思潮开火的檄文。第一部分的解构写得有些过于急躁了，在解构马主义以及后面列宁、斯大林主义时，并不是正向地提出解释，而是反过来用一种“你也一样”的角度，把“进步”拉扯到“前进步”一样的地位。书中着重批评的是斯大林主义，批评他的极权、民族性和革命暴力，然而阿隆在这里犯了和自己批评中一样的错误，他批评左翼知识分子把社会发展看作是单向度的进化，即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这的确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提到的，然而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条单行的发展路径，把马到列宁到斯大林当成是必由之路来批判，这不也是一种单向度的幻想吗？不知他要是看到赫鲁晓夫的苏共二十大，又会作何感想。阿隆的解构、批判基本上全都是基于他自己所属的历史境遇下，对历史事件的一睹，少有强有力的逻辑分析。作为历史后人，其很多的理论已然不攻自破，在阅读时反而会令人发笑。
作为亚洲读者，行文中不断暴露出来的欧洲中心主义观点和殖民观点，也让人读着很不适。你可以明显地读出，当阿隆在自称人类群体的“我们”时，是不把亚非拉人当人的，比如天真地把二战后西非洲、南美、印度、亚洲的独立看作是真的完全独立，毫不在意剥削、压迫这些词汇在全球跨国语境下与他自己的法兰西的区别，表现出来一种高高在上的漠视。当阿隆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大学讨论、在报纸上刊登关于“无产阶级”这个名词是不是准确、“革命”是不是真的进步还是荒谬、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神话时，亚非拉的“无产阶级”是真的在泥潭中挣扎，他们会相信一个觉得什么进步都是虚假的怀疑主义者，还是一个许诺带领他们打碎枷锁、挣脱束缚的革命者呢？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欧洲右翼的自大的中心主义观和对外部世界的毫无共情能力，也难怪他的理论在解释中国革命、南美革命乃至印度革命时会让人感觉水土不服了。
或许是抛开了急于反驳的义愤填膺，第二部分反而写得更为有条理和精彩。这部分的论述一定程度上离开了意识形态上左右的立场，转而批评知识分子自身的盲目和自大，喜欢使用意识形态术语来进行经济、政治乃至文化的争论，把意识形态立场神话到宗教的高度，拥护和反对都是基于立场而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和实际。作者在这里推崇的是美式生活方式，将冲突放在技术层面，而不是像法国一样放在意识形态层面。作者还认为美式政党里没有明显的左翼和右翼之分，不简单的根据立场站队；不通过概念和体系来对政治文化加以表述，不包含具体的正统学说或官方观点，而是崇拜科学和效率。可以看出，作者在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批评法国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思想上构建的空中楼阁。这是一件颇为有趣的景象，左翼在务虚，而右翼在呼吁实证和务实，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中国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所谓美式生活方式的神话已经不攻自破了，党派之争和意识形态争议已然大行其道，而两院上的争论也实际上对真正的问题没有实际解决的作用。尽管如此，作者对于知识分子务虚的批评是振聋发聩的，但可惜的是，他自己也没能逃出这一务虚的窠臼。
在我看来，本书可以看作是一本加强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作者极力推崇英国经验主义和美式自由主义，这与托克维尔不谋而合。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右翼其实不是什么顽固不化的邪恶人类公敌，他们也认可进步、公平、人权、正义的概念和词汇，但与左翼的区别在于，一方面认为这一进步应该是像英国一样“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而斗争也不应该是革命这样流血的暴力冲突，而是像美国一样通过改良完成的，另一方面则高高在上地把什么是“我们”的范围化的很小，把进步的适用人群限制在所谓“文明世界”，在论述解构马主义概念时明目张胆的显露出不把人当人的漠视。全书洋溢着一种“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怀疑主义，觉得只要老老实实让社会自由地、和平地改良，就能达成进步的目的。老爷心善，见不得暴力流血，毫不意外这类知识分子会把英式不流血的“光荣革命”奉为圭臬了，只不过不知道苏格兰人会不会认可。
对于今天的左翼知识分子，本书仍然是值得一读的。作者对斯大林体制的批评、对狂热知识分子的呼吁，对于今天仍然有借鉴意义。对于斯大林体制，不论是苏共自己还是其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学派，其历史评价已经汗牛充栋，阿隆的批评角度并不新颖，但给予了我们一个观察右翼视角的窗口。对于狂热知识分子的呼吁，与当年的法国不同的是，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恰恰是自由主义成为了知识分子的鸦片，而书中第二部分对知识分子把意识形态当成世俗宗教来狂热追捧、拥护的批判，或许仍值得我们今天的人深思。
2025.5.31
良知与担当：20 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
实体书，借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吕一民、朱晓罕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年 9 月第 1 版。
介绍的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专有词汇、身份认同在法国的发展历史。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德雷福斯事件让知识分子作为一种认同和政治力量登上了法国的舞台，而最开始时这一词汇反而是攻击者用于嘲讽和污蔑这一群体的。德雷福斯事件使得法国的知识分子首次以群体的自知登上政治舞台，且发生明显的左右分化并包发论战。德雷福斯事件以左的胜利结束，法国知识界最开始的左倾倾向，也明显地体现在“知识分子”一词长期与左的立场是划等号的。而随后的两次世界大战中，特别是一二战之间，右派民族主义分子的知识分子也占据了一定的话语权。我们看到力量不断在两者之间交换和对比。比如一战前民族沙文主义知识分子占据上风，而二战结束后，对法西斯分子、拥德分子的清算让左翼占据上风，还由此开创了法国知识分子黄金的三十年。匈牙利事件、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赫鲁晓夫的报告对左翼产生严重的心理冲击，对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产生质疑，除了转向右派的，一部分人转向结构主义，一部分人转向“毛主义”，这随后引发了五月风暴。五月风暴的结束、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和告别革命给法国知识分子又带来了新的变化，这进一步极化和分化了知识分子的派别。整个 20 世纪的激荡最终在几个核心人物——萨特、阿隆、福柯——的短时间内相继离世最终缓和下来，新世纪的知识分子脱离了原有的轨道，法国人有自己的“告别革命”，开始关注女权主义、种族歧视等命题，采用另外的方式参与社会改造和斗争。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可能也并不再具备普遍性，发生了“专业分工”，而新时代新的媒介传播方式也给知识分子如何影响社会带来了挑战。
我们看到，在急剧变化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下，法国知识分子经历了非常独特的快速成长与洗礼。不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在法式暴风雨般急转的形势下，快速地演进。我们看到，法国作为传统欧陆国家，一是有着自大革命以来想要推翻腐败、传播自由平等博爱普世价值的冲动愿景，甚至不惜以暴力的代价强行推进；二是既不愿意陷入美式自由放任主义的享乐深渊，也不愿意与苏联的极权治理为伍，力图走出“第三条道路”。这是与英美价值观中的“改良”是有很大不同的。我们看到，萨特和阿隆从同窗挚友到因理念不合而分道扬镳，然而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又因为反对越战坐到了一起，在萨特去世时阿隆也给出了极高的评价。或许这就是这一代秉持着普遍主义和平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我虽不赞成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吧。从这一角度来看，这些知识分子的确不愧于“良知与担当”二词。
本书可以作为补充法国上世纪知识分子风暴的背景材料。在了解该背景后，对阿隆对法国极化政治的批评也有了更准确的理解。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看到，阿隆似乎与一个世纪前普鲁士/德意志民族构建者认为神罗过度参与欧洲事务阻碍了德国人民族构建的过程一样，认为法国浪漫化、极化的政治斗争和总是参与到全球的、多民族抗争给法国自己政治文明建设带来了阻碍。
2025.6.7
德意志与神圣罗马帝国（第一卷）：从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到《威斯特伐利亚合约》（1493-1648）
实体书，借于清华大学图书馆（感谢友人 xzy 帮忙借到），乔基姆·惠利著，李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分社），2024 年 11 月第 1 版。
篇幅较大，分为上下两册，从命名上来看，应该是更大的一个系列中的一部分，国内目前只翻译出版了这两册，之后要是接着出版的话，可以继续读。
基本上是按照时间顺序描述的这段历史。上册侧重宗教改革的出现和初步发展，下册侧重三十年战争，两者以 1555 年的奥格斯堡合约为界。综合来看，这段时间是神圣罗马帝国或者说德意志制度建立的关键时期。长期以来，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体制是十分混乱的。一方面，存在着帝国和教会的双重领导，在很多地方存在着听令于皇帝的封建封地和受命于意大利教皇的教会领地；另一方面，欧洲的封建制度也极为混乱且不成体系，不论是继承规则还是会议、商议体系，都没有明确且成文的规范，比如哈布斯堡自身既是德意志诸侯，又有着波西米亚、西班牙等德意志外的领地，在处理各部分利益时难以有效分割，而某一历史时期的洛林公爵由于领地一部分受封于德国另一部分来自法国，故其同时牵涉在两个政治实体中，更不用说那些犬牙交错、相互掣肘且破碎的分封领地了。这不得不让人怀疑，在那个地图制作水平远远不及今日的年代，如此没有章法的制度真的能发挥政治上作用吗？1356 年《金玺诏书》的颁布为神圣罗马帝国打下了一个极为宽松的框架，这一得过且过、凑合着用的体系含糊着混到了 16 世纪。
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的出现让这一本就不牢固的体系变得摇摇欲坠，上册主要关注这一点展开。我们从中可以可以明显看到“双重领导”这一体系的特点，作为天主教中心的教皇自然是对所有的福音新教派持反对态度，但自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开始的每一任皇帝则基本上致力于教派之间的共处，努力周旋希望通过会议的方式达成宗教的共识，避免德意志内出现由宗教带来的分裂，尽管某些时候出于自身利益也会导向教派中的某一派系。从德意志的角度出发，宗教改革大致就是不断达成协议/协议不被遵循的过程。宗教改革会影响到帝国政治制度的原因在于，福音教（路德宗和以及后来的加尔文宗）这边的关键诉求是“教随国定”即每个诸侯国的宗教政策由诸侯确立而不是教会，这严重侵犯了传统上教皇教会的领导。本质上，无论是天主教诸侯要求国内保持天主教信仰、新教诸侯要求在其国内推行改革，还是像萨克森选侯一样对其国内的两种教派都宽容，都是地方诸侯要求获得独立的宗教事务处理权力的体现。这一冲突在若干次协商会议后始终没有解决，最终发展为新教诸侯一方与皇帝一方的施马尔卡尔登战争。战争以皇帝一方胜利为结，皇帝发动权力抑制新教的传播。这意味着世俗皇权对宗教权的争夺，又使得教皇和天主教一方的不满。新一轮的联盟和战争又起，新教的传播已经势不可挡，最终以 1555 年签订《奥格斯堡和约》为结，从文书上确定了教随国定的方针。
和约的签订给德意志乃至欧洲带来了一段时间的和平。但《奥格斯堡和约》诸多实施细节并未明确，许多的争论依靠逐渐成熟的帝国法律和上述到帝国最高法院来解决。也不是所有人都接收这一和约。在这一和平时期，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帝国法律体系的建立。在制度上，法律学家根据罗马法和德意志地方法系开始建立统一的新法律体系；在机构上，设立了各级法院和法庭来调解争议，在和平时期实现了一定的平衡。但平衡逐渐被打破，比如皇帝创立更偏向于自己的帝国宫廷法院来调解争端，加尔文宗从路德宗分离出来，制造了新的教派争议（《奥格斯堡和约》是针对新教路德宗和天主教的，对加尔文宗无效）。外部势力也更深地参与到帝国政治中，比如哈布斯堡家族自己在西班牙的分支，法国、荷兰、丹麦、波兰、瑞典等临近国家也参与到德意志政治中，土耳其也影响了帝国的对外政策。不满逐渐累积，平衡最终被打破，于 1618 年开始的三十年战争是这一轮冲突再激化的结果。三十年战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阵营对抗战争，而是相互交叠的一系列存在关联的战争的总称。这些战争最终以 1648 年参与的各方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结，他不仅标志着德意志内部长久以来宗教与世俗问题的阶段性解决，也是欧洲国家之间权力平衡的政治系统的雏形。
从整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德意志历史进程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的变化：
- 世俗和宗教的“双重领导”体系被最终打破。长久以来皇帝和教皇的权力斗争基本上完结，帝国内先后推行的教会领地世俗化进程使得教皇的领导能力被大大削弱。与此同时，世俗政府的行政机构逐渐完善，承担起之前由教会机构施行的职能，比如穷人救济、税金收缴、日常福音活动等。
- 神罗皇帝的政治重心收回德意志区域内。传统上的法兰克帝国起源不再被刻意追求，勃艮第、意大利等传统势力范围被排除在帝国政治之外。皇帝不再追逐意大利教皇的认可，选举也不再需要教皇。同时德意志学者也建立了新的文化认同，从“神圣罗马”这一名词的束缚下解脱出来。
- 帝国世俗政治体系被最终完整的建立和确认。帝国选侯、诸侯、帝国城市、帝国教会、帝国等级、帝国骑士的职能和权利被得到确认和保证。官僚政府和治理体系被逐渐合理化和合法化，政府体系明确地建立起来。
总的来说，这段时期的历史对德意志乃至整个欧洲社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两册书的叙述也非常详实，内容排列合理，逻辑清晰，值得之后再次阅读。
2025.7.6
复辟：查理二世和他的王国，1660-1685
实体书，借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蒂姆·哈里斯著，廖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 年 4 月第 1 版。
斯图亚特王朝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关注的主要是 1660 年查理二世在伦敦复辟王朝，到 1695 年查理二世突然离世之间的历史。书的内容则围绕查理二世如何加强王权展开。作者对于这段历史的核心观点有两个，其一是英伦三岛的三个国家（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有着不同的性质和历史组成，不论是查理二世借助这一点实现自身的利益，还是辉格党人或托利党人以此造势，我们要将这三个王国联合起来研究和看待；其二是，作者认为 1600-1688 年间的王权兴衰与公众舆论的气候密切相关，无论是政变、革命还是王权专制，其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都与大众的政治意识有关，而不仅仅牵连上层贵族群体。
查理二世在复辟斯图亚特王朝后，最主要工作就是加强王权，其中就以让其信奉天主教的弟弟詹姆斯能顺利继承王位为重要目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局势。从宗教的角度而言，仅大类上就有新教国教、新教不从国教者和天主教徒，而在苏格兰和爱尔兰，新教中还分为长老会和主教制派。从英伦三岛三个国家的角度，英格兰最大、天主教徒最少、议会结构最复杂（有上下两议会），在这里新教国教徒的势力是相对较猛的，他们畏惧一位天主教徒国王的继位，认为这会将罗马教廷和专制带回英国，这一恐惧推动了辉格党在三个王国、特别是英格兰议会强力推动“王位排斥法案”的落地，并用舆论造势逼迫国王屈服；苏格兰是与英格兰一样的某种意义上的独立王国，但其为一院制，国王对议会的控制能力更强，查理二世在苏格兰加强王权的做法也最为成功，甚至多次通过在苏格兰用通过立法、推行宗教政策的方式表明政治态度、放出政治信号，以此来倒闭英格兰的政治形势，我们可以看到在苏格兰发生的事件更加暴力、专制，在苏格兰发生的冲突也更为尖锐和血腥；爱尔兰的政治地位与前两者都不同，它更像是英格兰的殖民地而非独立的王国，且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占据了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反而新教徒是少数，这使得国王在推行爱尔兰相关的政策时需要慎之又慎，若对天主教徒过于宽容，会招致英格兰人的反感和警惕，但如果严格执行国教会的政策排挤天主教徒，则又会深深影响爱尔兰的政治局势稳定。
某种程度上而言，查理二世在三个王国执行的平衡政策是成功的，他基本上比较好地利用了三个王国在政治氛围和宗教组成上的差异，引导其相互制衡，实现了王权的不断加强。辉格党人的“王位排斥危机”被查理二世还算完好地解决了，保护了其天主教弟弟顺利继位的合法性。且辉格党人强大的民意支持基础也在其建设下不断瓦解，托利党也成功发动了王党反扑。我们看到，民意似乎是在短时间内发生了一次大转向：从支持王位排斥法案的辉格党到保卫王权支持王权的托利党。作者指出，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两党的舆论造势，发动各自的报纸、教会、乡贤等传播自己一方的观点，并抹黑对手。辉格党人努力将天主教徒的继承与罗马教会、君主专制联系起来，而托利党人则将对手塑造为“要把国家重新带回 1642 年的动荡与不稳定中去”的推手。作者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观点，即与其说两党是在努力争取舆论环境的认同，不如说是两党都在努力让舆论环境认为是自己一方占据了优势。两党通过游行示威、焚烧画像、忠君献词等各种方式，不断释放政治信号，并以此来裹挟更多可能立场摇摆、或本身就不关心的人作出政治表态。作者指出，对于民意是否“真诚”并不是应该研究的问题，而“动员”或者说动员能力才是关键。这可能是我们看到民意发生如此迅速的“转向”的原因。而这一方法的确是卓有成效的，它的的确确扭转了查理二世在三个王国的政治形象，在民间塑造了忠君的民意，为摇摇欲坠的复辟王朝加强了王室的权力。
本书是在光荣革命的大背景下，对复辟时期英国三个王国各自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变迁的剖析。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他将这一历史从英格兰一国的背景下扩展开来，将其放在三个国家中来观察，这让我们对于那段历史时期复杂的态势和各类矛盾有了更深的理解。
2025.8.2
革命：王朝的危机与变革，1685-1720
实体书，借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蒂姆·哈里斯著，张珉璐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 年 6 月第 1 版。
斯图亚特王朝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主要关注的是 1685 年詹姆斯二世在三国登基，到 1689 年“光荣革命”詹姆斯二世倒台及之后三个王国各自发生的互相关联又有一定独立的革命的历史。书的内容可以以 1688-1689 “光荣革命”“荷兰的威廉入侵”为分界线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关注詹姆斯二世是如何从登基时的受到王国支持，到失去这一支持（主要是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后一部分则关注这一剧变如何在三个王国引发不同的革命。
在前一部分，主要关注的是詹姆斯二世如何在三个王国内部制衡的。他想仿效其哥哥查理二世，利用三个王国各自不同的历史背景、政治组成来达成自己的目的。粗略地来看，主要包括在宗教上推进《信教自由令》和在政治上加强王权。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詹姆斯二世本身是天主教徒，而英格兰和苏格兰受新教徒控制（在英格兰是新教国教徒，而在苏格兰虽然是新教国教徒控制议会但更广泛收到支持的是苏格兰主教制/长老会），所以他想通过一步一步推进非新教国教徒（包括天主教徒和各种各样的非国教新教徒）获取社会和政治权力，来给予他的同僚更高的社会地位。而无论是英格兰还是苏格兰都在之前的政治斗争中通过法律规定非新教国教徒不能担任职位（即《刑罚法》和《忠诚宣誓法》），詹姆斯二世必须动用自己的王权特权来给予其同袍响应的地位。这便涉及到王权与法权孰大孰小的问题了。在前一任国王查理二世统治下，托利党-国教会以拥护王权的理论提出了对王权的“不抵抗政策”，即认为王权是至高无上的，就算是国王的命令触犯了法律，也技能惩罚那些“按照国王的指示做事的人”而非国王本人。这给予了詹姆斯二世一个亲身干预的手段，他利用这一特权干扰议会、教会、地方自治团体等的人员任选，但这反而触动了之前支持他的托利党-国教会的不满。詹姆斯二世效仿其哥哥的做法，在其控制能力更强的苏格兰发布政令，并想以此对英格兰议会施压。但由于议程过于激进，以至于在苏格兰都没能通过《信教自由令》这类政策，只能通过其王权特权来强行推进，这反而起了反效果，使得英格兰人的抗议更猛烈了。在爱尔兰，本身是天主教徒占据人数优势，但在 1640 年代的革命中被新来到的新教徒掠夺了土地和政治权利，所以他们会对一位天主教国王的上台感到鼓舞，并期望其能给予他们补偿，至少是维护。然而，为了避免得罪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新教徒，詹姆斯二世在爱尔兰的政策反而保守，没能满足天主教徒的土地期待，仅仅推行了宗教上的宽容政策。我们看到，詹姆斯二世也努力在三个王国中保持平衡，他想避免被认为是在特别对天主教徒开恩，但又希望推进一定程度上的宗教宽容。但由于三个王国的历史问题积累得太多了，一个政策的推行都会引发不同的意见，有时候甚至是激烈的反抗。
这一矛盾最终在詹姆斯二世的儿子——威尔士亲王——的诞生后激化了。书的后一部分关注这一过程。原本的托利党-国教会认为，詹姆斯的天主教反扑最多也就是其任内的，因为按照继承法接任他的一定是新教徒，但新诞生的威尔士亲王一定会是个天主教徒，这让不满的人意识到必须采取行动才能阻止天主教在英伦的复兴。“不朽的七人”秘密邀请奥兰治亲王威廉进入，其妻玛丽二世是詹姆斯二世的长女，且是新教徒，拥有统治英格兰的王位法理。作者提出，詹姆斯二世的倒台并不仅仅是外国入侵这一纯粹的外部原因，詹姆斯自身由于过于推动天主教的复兴所引起的国内反感导致其失去支持力量也是重要的内因，在威廉的入侵开始前，英格兰国教会就已经发动了一场革命，迫使詹姆斯撤回了大部分有争议的政策。我们应该将英国的“光荣革命”看作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威廉的上岛在三个王国引发了不同的政治效应。在英格兰，“光荣革命”受到的抵抗最小，威廉很快入主伦敦，并在之后通过了《权利法案》将长期以来与王权相关的争议以限制王权的形式确定下来，给英伦三岛的宪政危机一个大部分人都妥协的解决方案。当然，“不流血革命”的愿景仅仅是辉格史学家的吹嘘，在英格兰仍然发生了军事冲突，各个城市的天主教徒和詹姆斯支持者也遭受了打砸、抢劫、驱逐甚至是被绑架游街；《权利宣言》也并非完全如激进的辉格党人所愿，他反而是各方获得最大公约数下的妥协。在苏格兰发生的事情则更为彻底和激烈，苏格兰议会由辉格党和长老会主导，不仅发生了王位的更迭和王权的跌落，还爆发了暴力的反天主教示威，苏格兰长老会还推翻了国教会的宗教控制建立了以长老会/主教制为主导的宗教秩序，并通过了更激进的《权利宣言书》，推翻了一系列法律和判例，但也同时遇到了更激烈的詹姆斯党人反抗；爱尔兰的命运则更加悲惨，詹姆斯二世曾一度来到爱尔兰，发起了一场失败的天主教革命，这既是一场宗教革命，也是爱尔兰人争取独立的斗争，这场战争在爱尔兰造成了三个王国中最血腥的伤亡。
我们看到了所谓英格兰法制的矛盾。比如，过去的许多“明文法”规定“以任何借口拿起武器，反对国王或国王的代理人，都是违法的”，且任何教会和国王的所有官员都已就此宣誓。此时，要将抵抗运动与对英格兰及其国教会的忠诚综合起来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们看到，当时的人通过操纵文字游戏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性，比如发明对“权力”的分类，认为国王只拥有一种类别的权力而非另一种；或者认为国王这样做是颠覆政府的整个根基，也就废除了自己的权力，他也就不再是国王。这种法律条文的再创造和再解释贯穿了整个危机期间，包括后来的如何给詹姆斯二世的离位作定义（是否定义为退位？还是弃位？）和如何为威廉和玛丽获得英格兰和苏格兰王冠构建一套合理的法理。
本书同样还是遵循了作者的研究路径，将光荣革命放在三个王国各自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讨论。过去的辉格史学家以自夸的方式称赞 1688 年的事件是“光荣革命”，上世纪的一些新历史学家认为其革命性没有那么强烈，称其为光荣政变。作者则在这里采取了另一种姿态，一方面肯定其革命的特征，因为它的的确确是给英国这接近一个世纪的三国共主邦联宪政危机作了不完美的了解，各派政治势力达成了一定的妥协，且缔造和改变了英国的政治姿态，英国政治议程建立可以从这一天开始再出发了；另一方面则解构其“光荣”的一面，这不仅是字面意义上的“并非不流血”，而是在三个王国层面，指出英格兰的保守、苏格兰的激进和爱尔兰的破坏性，从这个意义上，光荣革命的进步性是有待商榷的，它搁置了三国间宗教和政治体制上的不协调，几乎没有推进政治议程和形态的“进步”，而仅仅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将过去若干分列的思想和政策以法条结算的形式固定下来。在光荣革命这一命题上，此书给予了读者一个更开阔的视野和更深刻的价值判定。
2025.8.9
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
实体书，吴毅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一本以记叙为主的人类学式社会研究著作。作者关注于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典型乡域的运作实践与支配逻辑，以一年半为时间尺度，以一个中部地区省会城市的中等发展程度的乡镇为地理范围。
全书以记叙为主，按时间顺序编排内容，详细的叙述了小镇在一年的时间背景下发生的若干事件。记叙的事件不可谓不详细，包括政治运作（迎接上级检查，应对信访，计划生育落实和迎接上级检查，农业税落实，国地税如何“过关”）、经济建设（招商引资卖地开发，高速公路和天然气管道修建引发的征地纠纷，引进经济作物来引导村农业体制改革，发展小镇豆等本地企业和特色）、政商矛盾（石场关停，与华裔台商的土地纠纷）、民间矛盾（农民之间的土地纠纷，工程承包协商）等，给读者呈现了一个比较完整和客观的乡域政治实体。作者也没有陷入大而全或过于追求细节的窠臼中，而是以点带面地力求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涵盖叙述的主题，比如在叙述农业税征收问题时，一方面介绍农业税改革的背景和宏观政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有钱就收，无钱就走”，概括出中央为了防止征税激化社会矛盾剥夺了乡镇一级的征收手段，改为设立互不隶属的财政所执行，但实际上又对乡镇干部的征税完成度设立考核的背景），另一方面又多次以参加挂村干部的下乡征税实践，详细地记录了当政策和行动落实到一个个村一户户人家时，真正执行的实际情况。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复杂而又交织在一起的各类问题，比如干群关系、土地赋税悬空，真切地展示出上级宏观政策落实到执行过程中遇到的由“地方性知识”带来特殊困难。对于不熟悉当地情况、不具备相关政治文化背景的读者而言，这种叙述方式无疑是足够完整的。
在观察和叙述之上，作者还穿插着进行了分析。书中关于各类实际事件和问题的分析，可以概括地总结为“乡村政治权力的非正式运作”，或者说宏观政治政策与现实层面的错位。这并不是一个“法律意识淡薄”、或者“公民身份认同薄弱”的评价就可以粗暴概括的，而是权力构建和运作模式，在自下而上的传统与自上而下的体制化、阶层化之间的矛盾。我们看到，与西方研究中认为中国政治的国家社会二元对立、强政府弱群众、专制特色不同，作者在书中展现出的是一个传统文化与舶来的政治文化混搭的基层政治形态。乡镇干部一方面作为政府的职员要执行上级决策，另一方面作为小镇的农民和居民要实际“嵌入”到小镇的生活和人际关系网络中，这使得一切政策的施行、矛盾的解决都需要同时调和公与私的两方面，使得多种身份在同一个人、同一个群体上对立统一地并存着。我们看到，中国传统乡镇的治理模式，并不是一个“谁有理谁占优”“赢者通吃”的以划分和对立为主要关系的形态，也不是机械地执行法律条文和政策的“天降型”真理判罚的形态，而是以调解和协商、说服以最终达成一致和共识的建构型形态。当然，这种所谓达成的共识一般都以博弈最终倾向力量更强的一方（通常是政府）为结，但这一结果又不是完全依靠强力的行政力量完成的，反而很多时候要靠实际强势的一方来“示弱”来达成，这明确地告诉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强弱二元对立的图景来概括。
本书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书的最后一章提纲挈领地对全书作了理论上的概括，可以认为是将前文中穿插进行的分析做了一个总的阐释。但这部分的内容篇幅太少，分析也并不是很彻底。作为读者，读完之后，对于书的故事性是很有体会了，但对于理论上的分析还是一头雾水。若是有高屋建瓴的分析和评述，或许会更好。不过单纯作为一部打破二元对立叙事的中国故事和理论构建的尝试而言，本书还是值得一看的。
2025.8.22
欧洲之心：神圣罗马帝国，800-1806
实体书，感谢友人 tr 赠书，彼得·威尔逊著，王顺君译，中信出版集团，2024 年 1 月第 1 版。
一部很详实的关于神罗整体历史的百科全书式著作。与前面几本不同，这本书并不是以时间顺序为轴编排，而是按照内容分类叙述，从多个剖面反复地从前往后展开。这种编排方式，把相关的主题集中在一起，能较好地把握这长达一千年的历史尺度，但也对读者提出了要求；若是没有相关历史背景作为铺垫，可能读起来会对历史线路略感混乱。所以，虽然这本书是最早放在案头的，但初读三分之一不到就弃置了，待阅读了前面几本补充了时间背景后，再重新从头阅读的此书。
全书将神罗历史分为四条主轴——理念、归属、治理和社会；最后还包含单独的一章，论述帝国解体后，一直延伸到今日欧盟的历史影响。“理念”关注的是“神圣”、“罗马”和“帝国”，分别代表构成帝国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基督教皇权、政治传统和世俗权力，其中“罗马”是将神圣教权和世俗皇权连接在一起的传承点；我们看到，这一特殊的组成形式致使帝国以基督教普世帝国自居，皇帝守护的是基督教王国而非德意志民族国家。“归属”则关注在这一普世帝国理念下，帝国内的民众如何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广大疆域内的多民族如何互相联系，又因为地域区隔形成了多层次的民族和身份认同。“治理”则解释了帝国的治理模式，与其他民族国家不同（如法国、英国），帝国没有建立大型的中央集权制度来管理，而是将多民族文化融合在一起，通过维持共识而非控制来构建帝国认同，这部分包括神罗封建体制在一次次改革和规范化中的逐步建立，从“见面文化”逐渐向“书面文化”的转变，帝国等级制度的规范化，以及最后较为稳定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治理体系。最后一部分“社会”则关注王权、君权以外的其他社会团体和制度的建立，包括小的帝国骑士、帝国城市、市民团体、普通贵族结成的社会团体，如何在大的帝国体制下发展，历次出现的以各种目的结成的联盟，以及帝国司法的发展。最后一小章则聚焦于帝国解体后，帝国内外人对帝国历史的看法，以及对帝国政体的若干次再利用和再发展，并讨论了帝国概念对于当代欧洲政治构建的作用。全书的最后附带了一整章帝国历史的年表，在阅读前文内容时，可以在该表中查阅不太熟悉的历史事件，以更明确当前阅读部分在帝国历史中的位置。
全书内容非常详实，既包括了传统政治史中宏观层面的政权更迭，也包括了社会层面自下而上的人群视角。作者尝试将人们对于帝国“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的偏见中纠正过来，认为要将对帝国的评价从过去几个世纪的民族主义视角抽离出来，或许是从类似“世界史”的角度来肯定帝国的合法性构建和多元化治理。从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处于帝国历史中的人们是如何用历史构建自己的合法性的，后世之人又是如何用帝国的历史构建自己的体系。我们再一次地认识到，一切历史其实都是当代史，历史塑造服务于当代的政治构建。
2025.9.16
中国的单位组织——资源、权力与交换
实体书，李路路、李汉林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一本定量分析的著作，关注的主要是改革开放初期，单位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挥的作用。作为非专业读者，中间量化分析的部分读起来挺费劲的，只需阅读第一章的引入和第六章的总结议论部分即可。
总的来说，文章的核心观点是，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国家通过单位发挥主要的资源分配和统治功能，个人通过依赖单位间接依赖国家。该书将单位定义为社会主义体制中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承担政治统治、社会资源分配和专业化的功能，在社会中构成国家统治的基本结构或工具。国家通过占据大部分社会资源，并通过单位分配向个人，构造了独特的“单位组织依赖国家，个人依赖单位组织”的依赖结构。一方面，单位依托国家赋予的垄断性权力，在各个领域占据大量资源，并将这些资源投入国家权力的再生产；另一方面，个人依赖单位的垄断性权力以获得“福利”这类特殊资源，使得单位成员成为国家权力的行使者和拥护者。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体制内”在中国为何对于人们有着如此强的吸引力。国家和单位组织不以直接的行政命令统治个人，但国家在资源和权力上的统治地位，迫使每个人都面对它的权力，包括那些体制外的社会组织。
文章还提到了，在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末），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给单位制带来的影响。在这一改革指导下，许多原本的单位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经营自主权；个人也得到了在体制外发展的“自由”。但作者敏锐地指出，只要国家对于关键资源的垄断这一现状不变，在体制外的社会自由活动空间还未发展起来以前，这一国家-单位-个人的组织模式仍然会发挥重要的统治作用，以至于摆脱了国家直接控制的“自由资源”也仍需要依赖国家和单位。人们看似拥有选择是否进入单位体制的“自由”，但体制带来的垄断利益使得这种自由始终是一种表面的形式。
文章还提到了一些有趣的副结论，比如个人的自然特征如年龄与国家像个人的资源分配关系更大，而教育水平则不是主要的标准；这个结论也基本适用于单位中政治身份与权力地位的关系，教育水平对权力的获取不具有显著作用；当单位成员因为获得的资源较少时会产生不满意感和相对剥夺感，但这并不一定会导致对单位的依赖性降低，反而有可能产生更强依赖，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还未在改为组织中获得应得的资源，而这些资源并非在单位之外能轻易获取。
本书的主要结论依赖于 20 世纪末 21世纪初的静态数据切片，所以站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后的今天，一些观察和分析或许已经不再成立了。与那时相比，中国的体制改革进入了不同的时期，单位和社会组织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单位制解体后发生着中国社会的“再组织化”过程。但现在仍然是根植于过去的，对于了解那个时期中国社会组织的构建而言，本书仍然是一个不错的参考系。
2025.9.18
革命的年代：1789-1848
实体书，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王章辉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 年 8 月第 2 版。
霍布斯鲍姆所著年代四部曲的第一部，关注的是在这一时期发生的“双元革命”，即发生在法国的大革命和主要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两者一个是政治上的一个是经济上的。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关注这一时期发生的若干历史事件，包括对双元革命的历史发展以及其相互的影响，第二部分则关注当历史走向这个时代的尾声时，双元革命给社会带来了什么，改变了什么。
全书按照专题的方式展开，而非单纯的时间顺序。在第一部分，作者首先分章节介绍了这个 18 世纪 80 年代这一开始的时间的历史背景，随后分别讨论了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两个主题，随后在这两个主题上展开若干个章节，叙述这两个革命如何共同在不同的领域引发剧变，以及两者是如何相互关联的，比如法国大革命如何在全欧洲引发社会变动，工业革命如何把世界经济体系以资本和殖民的方式联系起来。第二部分则是关注两个革命造成的社会影响，同样也是按照不同的主题来分类，比如工业革命制造的新的阶级“无产阶级”，这一群体又是如何参与社会运动，塑造了新的社会意识形态。某种程度上，这一年代便是欧洲乃至全世界所谓近代或现代的开端，因为由工业革命催生的“资本主义”和法国大革命催生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概念以及相关的衍生品构成了我们今日“现代”的基石。另一方面，从基督教的保守走向认为人类有信心认识和改造自然，发挥主观能动性能让社会持续不断的向前进步，这一欧洲的进步主义神话也是从此开始的。欧洲乃至世界变革所需要的社会思想、经济力量、政治和理论工具，在欧洲的一小部分地区已经做好了准备，在接下来的半个或一个世纪中，将给整个世界掀起现代的革命。
总的来说，这是一部聚焦在较短的历史时期的著作，作者竭尽所能地给读者呈现了一个方方面面、事无巨细的历史景观。可惜翻译有些过于诘屈聱牙了，很多地方看着是把英语直译了过来，不太符合中文的语序习惯。
2025.9.30
资本的年代：1848-1875
实体书，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张晓华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 年 8 月第 2 版。
霍布斯鲍姆所著年代四部曲的第二部，关注的主要是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以及其伴生的其他思潮的兴起。
这一时期的开始是很明确的，即 1848 年发生在欧洲很多地方的一系列失败的革命和起义。这一系列事件从欧洲革命的天然中心和起爆点法兰西出发，迅速燃烧到欧洲各地，甚至影响了遥远的美洲，的的确确是一场全球革命。笼统的来说，这场革命可以看作是资产阶级发展壮大后，使用暴力推翻传统封建社会的一次尝试。但从革命的直接结果来看，哈布斯堡等封建势力的反扑迅速浇灭了革命的火焰，但革命的影响却是无法被磨灭的，简要来说，可以分为下述的三个方面。
政治上，1848 年政治革命尽管没能立刻推翻各封建王朝的统治，但的确是动摇了封建阶级观念的基石。暴力革命的道路走不通后，温和的方式被主要推进，比如要求实施君主代议制、君主立宪之类的政治架构，既保留了封建王朝一定的统治权力，又能让新兴的资产阶级上桌。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给企业家授予贵族称号或荣誉的形式，资产阶级与传统贵族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不稳定同盟。这一同盟是以牺牲真正进行暴力革命的穷苦劳动者为代价的，我们看到，这个时期的任何类似议会的民主体制，都是明确地拒绝平民进入的，这体现了资产阶级的保守一面。从某种程度来看， 1848 革命或许类似于中国近代史上的辛亥革命，两者都是所谓资产阶级主要引导，且都迅速失败了。粗略地来说，在这个时期，两类属于现代体系的人群划分开始出现，其一是民族开始作为一种族群构建的力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其二是被背叛的劳工阶级开始出现明确的无产阶级意识。民族主义与无产有产的划分，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对人群进行切分，这一复杂的身份认同和构建理念，深刻地影响着后世的政治秩序，一直到今天。有意思的一点是，作者关注到了中国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太平天国运动。作者给予了太平天国运动“19 世纪最伟大的一场革命”的高度评价，它是西方对中国冲击的直接结果。作者用简明扼要的语言，介绍了中国与西方不同的革命传统和“天命”、王朝观念，并从正面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革命性、激进性作了评论，这在西方背景的作者里是比较少见的。
经济上，这个时代是自由资本主义走向辉煌和逐渐暴露出问题的时代。全球经济随着交通技术的发展，逐渐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市场。信息能通过电报，而人和货物能通过铁路和轮船跨国甚至跨洲地流动。世界经济被粗略地划分为参与了工业革命的国家及其附属品两部分，后者逐渐沦为前者的附庸，成为其原料产地和成品倾销地。然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也带来了萧条。作者提出，影响世纪经济的波动主要有两种，传统的农业周期（建立在庄家和牲畜的收成好坏上）和新出现的商业周期。前者由于与地理环境强相关，通常是地方性的，而后者由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市场，则会带来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数次的经济危机迫使一部分人开始从资本主义改变世界的进步狂热中冷却下来，开始反思毫无限制的自由资本主义是否真如其观念中那样进步。在这一时期结尾，野蛮生长的自由资本主义失去势头，一方面是政治上对竞争、权利等的合规化，另一方面是自由资本主义竞争逐渐被以国家为主导的竞争所取代，这就引出了接下来的帝国资本主义经济时代。
文化上，这个时代是理性达到巅峰，并逐渐展露其问题的一面的时代。理性主义、进步主义、自由主义无疑是这个时代的主要思潮，且这三者通常是互为表里。科学凭借着理性的战车推广开来，人们自信地认为诸如数学和物理之类的自然科学已经足以为世界提供完整的解释。传统的宗教意识形态落日下风，无论是哪一种进步思潮，其通常都能在反宗教特别是反教会上达到共识。资产阶级的兴起也改变了艺术创作与传播，原本只存在于宫廷之中的艺术，开始流向大众，大众审美也反过来塑造艺术题材和艺术形式本身。世俗的、大众的代替宗教的，成为主流，比如供大众欣赏的体育活动。这着实是一场文化的革命。
总的来说，19 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的这段历史，是一个明面上以革命失败为起，实际上在各个层面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的时代，尽管这一变化在很多地方都并非以陡然爆发的形式出现。作者将这个时期的社会群像，详细地以景观的形式展现给读者。与上一本相比，这本的翻译或许也更好。
2025.10.12
帝国的年代：1875-1914
实体书，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贾士蘅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 年 8 月第 2 版。
霍布斯鲍姆所著年代四部曲的第三部，书如其名，关注的主要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其帝国主义阶段的这一段历史。
所谓“帝国”，大致就是借用的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意义。从大的背景来看，在资本野蛮而自由地生长了 30 年后（资本的年代），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周期性经济危机中，从而走向了国与国之间普遍的保护主义，建立起由一个个宗主国与殖民地组合起来的全球帝国。与新时代帝国建立相对的，是几大传统的旧帝国的走向解体（波斯，奥斯曼，清王朝）。世界的政治格局转变为，一个先进的欧洲地区支配广大的落后地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绑上了政治征服的马车，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是政治政府不得不满足资本扩张的野心。对于欧洲人来说，这三十多年或许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特别是与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但对于广大殖民地属国而言，这一时期却是堕入深渊。对于国人而言，教科书上的“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是最恰当的表述。表面的繁荣下潜藏着的是越来越不可调和的矛盾。古老帝国中发出改革甚或是革命的呼声，各个殖民地国家也酝酿独立。这一系列的筹划与酝酿，最终以俄国这个“帝国主义最薄弱的一环”爆发革命作结。
在这一时期，民族主义开始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开花结果，提出了民族意识、民族独立等口号。不仅在殖民地国家，原欧洲的多民族国家也开始出现这类运动，这或许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为肢解世界传统政治势力而提出的若干“民族自决”原则的来源。民主政治扩散开来，由原本的少数精英控制民主，扩展到少数民族和女性也拥有投票权。精英自由主义者坐到了当年他们自己提出“民主”时所反抗的的统治者的位置上，此时他们不得不面对这个时代的政治群众利用民主诉求提出反抗。文化上，大众文化彻底取代精英文化，廉价的电影取代了昂贵的剧院门票，使得艺术不再只是资产阶级的所有物。而借着理性主义东风驰骋了近百年的科学，却遇到了怀疑的种子，不论是数学还是物理学，这个年代的进展摧毁了长久以来被人们认为是不可动摇的几大根基，这些进展是革命的，却同样也是怀疑的。科学走上了完全的实证主义，与直觉越走越远。
这个年代以走向惨烈的世界大战为结。在欧洲人看来，这一黄金年代会走向野蛮而残忍的世界大战，似乎是不可理喻的。但对于欧洲之外的读者而言却是理所当然，因为黄金时代之下的冲突和对立对他们而言是显而易见的，不如说大战仅仅只是将原本在广大被殖民地区习以为常的东西带回了它的母国。帝国的年代是一个宗主国岁月静好而被殖民地区负重前行的时代，所谓稳定的“现代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恰恰是建立帝国主义的层级剥削之上的。我们在这里，能再一次明显读到欧洲人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把“落后”地区从观察历史的窗口中遮去，而把聚光灯打在光鲜亮丽的资产阶级现代生活上，仿佛这就是整个世界。霍氏将这一“进步”与“野蛮”同时展现在镜头前，告知读者这其中的连贯性，一定程度上的跳出传统的欧洲中心叙事。当然作为西方人，其中的一些表述仍有不足，仅从视角而言，仍然是主要站在欧洲的视角而将被殖民地区当作被动反应的一方。
某种程度上，霍氏所著的年代四部曲中，前面这三本或许才算是看作一套。总的来说，前三本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历史课题，从时间上可以概括为“漫长的 19 世纪”，而从内容上则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从兴起、繁盛到爆发危机的全过程。漫长的 19 世纪以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结，但这一时期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却不是停留在 1914 年。今人想要追溯“现代生活方式”的起源和演变，还是得回到漫长的 19 世纪这个进步而又动荡的年代。
2025.10.27
极端的年代：1914-1991
实体书，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郑明萱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 年 8 月第 2 版。
霍布斯鲍姆所著年代四部曲的第四部。与前三本关注较短时间段不同，这一本关注的是一段较长的时间。前三本用三本的篇幅叙述了“漫长的 19 世纪”，而霍氏在这里用单独的一册来概括“短 20 世纪”。
所谓“极端”，大致概括的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破坏性的、野蛮的、血腥的大战打破了 19 世纪以来理性主义的光辉。而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解除了这一神话，不仅是两次大战之间建立的仿“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国联完全失效，也在于人类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毁灭自己的利器——原子弹。
全书按照时间顺序分为三个大的章节。第一部分关注两次世界大战，从 1914 年到 1945 年。在这一时期，战火在欧洲大陆重新点燃，并且是两次重蹈覆辙。但比伤亡数字破坏性更大的，或许是对世人（主要是欧洲人）心理造成的创伤。两次大战在经济上结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年代”，引发全球金融地震和恐慌；在政治上终结了几大传统帝国的（沙皇俄国，奥斯曼等）政治生命，新的政治力量出现，这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列宁的苏维埃俄国；而在文化上，自由放任主义走向衰落，不论是资本主义体制还是新的苏维埃俄国，都不约而同地使用“看得见的手”对国家经济进行控制。第二部分则是战后重建的短暂繁荣，又一个所谓的“黄金年代”，而这一繁荣不稳定地建立在美苏两大阵营对立的冷战之上。远离欧亚大陆的美国在两次所谓“世界大战”中吃尽红利，在欧亚大陆的国家政体由于战争衰败时，美国的经济却繁荣起来；另一边则是在苏维埃指导下从战争中走出的苏联，从战时延续下来的斯大林体制短时间内迅速提振了经济，但却暗地里将苏联体制导向僵化，经济发展也乏力。第三部分则关注的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二十世纪一度成为显示的社会主义体制轰然倒塌，社会主义运动宣告失败，就连第三世界也在“告别革命”。而另一个乌托邦——即完全的经济自由——在二十世纪末的大崩溃中也完全破产。一切过去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架构，在这个短二十世纪内就迅速变得老旧和低效了。
霍氏的立场在书中体现得是很明显的。比如，他非常排斥经济自由放任主义的那一套理论，点名道姓地在书中反复批评哈耶克等人的观点和著作；他对进步左翼、特别是社会主义抱有好感，但也尖锐地批评了苏联僵化的斯大林体制和后来不成功的改革。书中对中国着墨不多，大部分章节中只会零星的提到几句，原本以为是有删节，但后来发现，在第三部分的第十六章“社会主义的失势”中又从头到尾地把中国的事件详细地叙述了一边，提及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特殊地位（并不听命于苏联，有着自己的特色民族主义情结等），特别是强调了中国在邓领导下的改革。个人猜测，这可能是因为作者对中国并不了解（序言中有提及关于东亚和东南亚的见闻只是来自少量二手资料），没法很好地将对其的叙述融合进他自己的全球史观中。
在全书的结尾，认为短暂的二十世纪在问题重重中落寞。以苏联为首的社会阵营的解体标志着社会主义这一新政治体系建构的失败，但它打算解决的问题——社会危机、权力与金钱的结合、经济不平等——依然存在。作者认为，冷战的结束既没有胜利的一方，也没有被击败的一方。相反，它留下的是一个失去了方向的迷茫一代。某种程度上，年代四部曲关注的是“现代”政治经济手段的启承转衰。
个人认为，霍氏在构建这本书时野心很大，但能力不足，时间也不合适。相比于漫长的十九世纪的三卷本，霍氏在构建其对短二十世纪的论述就显得不那么具有全球视野，也有些过于急切了。这本书的成书也有些过早了，若是在现在或者更晚一些起稿，有了二十一世纪历史做衔接，一些问题或许就会有了答案。比如，作者或许更多的会关注这个后来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走向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关注其二十一世纪的现实在二十世纪的基底；又比如，信息革命给媒体传播、民主治理和全球经济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霍氏作为二十世纪人“只缘身在此山中”，在二十世纪许多后续历史仍模糊不清时就急着著书，或许只是想给这自 19 世纪开始、20世纪末走向困境的现代政治经济体制作一首挽歌吧。
2025.11.5
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
电子书，威廉·巴雷特著，段德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年 1 月第 1 版。
一本导论式的书。这本书大致把存在主义思潮定义为，针对启蒙运动与科学革命已降而来的“理性”思潮的反叛，即一种非理性的思想。科学革命引导人用从理性的角度思考自身和社会，但非理性则引导我们去了解自己的情绪和处境。更具体来说，存在主义指引我们去思考一个现实的人、具体的人，而不是一个抽象的人。这个人置身于一定历史时期，处于一定社会背景，并被一种环境文化所塑造。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当今世界”，开门见山的介绍了当时存在主义哲学的内容以及其想解决的问题：科学引导的理性社会、资本主义发展逐渐失去了最初那股劲头，其所承诺的美好愿景似乎也并不现实，反而逐渐展现出弊端；这一泡影在两次世界大战最终破裂，理性发展到尽头留给现代人的是无尽的虚无和孤独，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缺失引发了社会的裂解；存在主义哲学从学院派的专业化、解析化中脱离出来，他们要求回归哲学的传统，关注人、思考人，而不是去争论语言解释与逻辑分析；他们要求把哲学思考置于现实之中，观察现实、体验现实并解决问题；与哲学先贤提出“我是谁”这个问题不同，存在主义者从根本上反对这一种提法，认为人不是一个物品，强调人的个体性、主体性和自由意识，强调人的欲望、意志、情感和情绪，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第二部分讨论存在主义在西方思想中的来源，作者承认西方文化的传统是继希腊文化而来的理性文化，但在以“道德文化”为主体的希伯来文化、柏拉图、圣托马斯阿奎那等人那里也存在着对于超脱于理性之外的思考，存在主义则是对这些“反叛”思想的批判性继承。第三部分论述了几个重要的存在主义大师，讨论论克尔凯郭尔（书中翻译为基尔凯戈尔）、尼采、海德格尔和萨特的思想，既叙述了他们前后批判性继承的相似，也阐述了互异独立的部分。在最后一章，作者提出并不是要用非理性的人完全取代理性的人，因为这两者都是片面的。作者提出了“本真的人”，这应该是一个理性与非理性的结合体，他既具有理性的思考，同时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拥有情感体验的人。这样的人，才是具体的生活着的人。
此书是当年作者向英美引入欧陆的存在主义思潮的一本导论式著作。我们可以从中一窥两者对哲学关注的不同，英美哲学似乎更关注解析，带有一种超然的尊重态度，而欧陆哲学则更带有一种激情，关注人生的课题（体验，生与死，自我）。作为来自东方的读者，这两种哲学环境都是陌生而新奇的，读起来或许会有别样的体验。
2025.11.6